2016年8月22日 星期一

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2/2016
作者: 桑杰嘉
8月1日,台湾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受到社会各界很大的关注。从一个民主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应该,而且必须要做的事。事实上,对于正经历民主转型的国家,这也显得尤其重要。因为真正的民主转型需要突破政治正确,需要大胆的跨越,更需要承认错误和道歉的勇气。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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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统蔡英文(左)在81日向原住民族道歉(网络图片)

8月1日,台湾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受到社会媒体很大的关注,特别如今在中共统治下遭受苦难的图伯特(西藏)人、东土耳其斯坦人、南蒙古人等的更大关注。他们在社会媒体上纷纷评论、留言和讨论。虽然他们今天继续遭受中共政府严厉的打压,但对台湾政府能迈出这宝贵的一步深感敬佩,对台湾原住民羡慕不已。当然,从一个民主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应该,而且必须要做的事。但是,就如蔡英文总统在道歉中说的:二十二年前的今天,我们宪法增修条文里的「山胞」正式正名为「原住民」。二十二年后我相信,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生活周遭里,还是有一些人认为不需要道歉。
 十年前在台湾学习时,试着去了解台湾原住民的情况。从大学生到老师,还有一般的民众。发现台湾年轻人一般都非常理解原住民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困境等,这使我非常感动。在和一位年长的宿舍管理员聊天时,他的言语话使我非常吃惊—“原住民能做什么?只是建筑工的材料--”。他说话的语气以及表达方式把我拉回了中国大陆,随处可以听到的:少数民族能做什么?野蛮、落后--”,区别只是这位先生用的是原住民,而非少数民族
 十年后的台湾政府正式向原住民道歉了,说明台湾社会整体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可以说当时还是学生的那些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影响台湾社会的发展与价值趋向。
 也说明了,台湾政府今天能向原住民道歉并非很简单的事,需要一个比较成熟的正义社会的支持,作为政府也需要莫大的勇气,可贵的是台湾政府终于做到了。
 台湾总统在道歉中称:让我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为什么要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原因。台湾这块土地,四百年前早有人居住。这些人原本过着自己的生活,有著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生活领域。接着,在未经他们同意之下,这块土地上来了另外一群人。
 历史的发展是,后来的这一群人,剥夺了原先这一群人的一切。让他们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离失所,成为异乡人,成为非主流,成为边缘。
 台湾政府为过去对原住民造成行为道歉,虽然这一切并非今天的政府所为,但是
为了未来的和解、平等—台湾总统勇敢的道歉了。
 与此相比在中国大陆的中共六十多年来对图伯特、东土耳其斯坦、南蒙古和其他民族、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之罪从来没有承认,离道歉还差十万八千里。更严重的是对以上年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还在进行中,也对中国人进行着空前的打压。
 笔者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在体制、公民素质、民权方面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因为,一个是民主体制,一个是集权的共产独裁体制。
 台湾总统从原住民承受外来政权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篡改历史、武力征伐、土地掠夺,强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权利、自身事务失去自决与自治的权利、同化造成语言消失、核废料的伤害、抹杀族群、政府对原住民政策的实施不力、社会福利和政治参与指标以及歧视等方面进行了道歉。而中共政府统治下的人们今天遭受的正是台湾总统道歉的,甚至更残酷的镇压和屠杀。
 不过几年前开始在中国大陆和西方国家出现很多自称为中国民主转型、自由派学者的中国人,他们大谈中国民主转型问题。有的学者还把图伯特问题扯进所谓的中国民主转型问题中,照搬中共集权政府的历史观大谈特谈西藏图伯特历史地位、未来等,大统一情结表露的一丝不挂。真相、平等、尊重、理解等被抛在了九天之外,这样的转型不值得怀疑吗?多了民主 两个字并不能说明什么,玩民主文字游戏集权独裁国最为精彩,图伯特人看这类民主转型理论,只是由政府换成学者的游戏,换瓶不换药。另外,图伯特、东土和蒙古为主的其他民族在历史上被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表过,中国人觉得少数并不重要。因此,图伯特人、南蒙古人和东土人只能冷眼看这个海市蜃楼般的中国民主转型
 台湾总统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时称:今天的道歉,虽然迟到了非常久,却是一个开始。我不期望四百年来原住民族承受的苦难伤害,会只因为一篇文稿、一句道歉而弭平。但是,我由衷地期待,今天的道歉,是这个国家内部所有人迈向和解的开始。
 就在台湾总统向原住民道歉的那一刻,中共政府在图伯特继续实施文化灭绝政策,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学院遭到最大规模的拆迁,以及驱逐僧和尼师。大量的军队驻扎西藏各地,对藏人实施严密监控。在东土耳其斯坦《自治区实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通过,8月1日起实行。对中国维权律师继续打压、抓捕和判刑等等。
 台湾总统在道歉中指出:一个族群的成功,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其他族群的苦难之上。除非我们不宣称自己是一个公义的国家,否则这一段历史必须正视,真相必须说出来。然后,最重要的,政府必须为这段过去真诚反省,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
 中共自夺取中国政权之日开始把中国人的成功建立在非法入侵图伯特和其他民族地区,踩着图伯特等人的尸体创造中国人的辉煌,高呼中国人站起来了强国梦。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真诚反省过,中共政府更不可能反省。真如伊利夏提在《民主与专制》一文中说的:道歉,我认为并不存在于中共的词典;中共词典里有的只是暴力、屠杀、权力崇拜。
 因此,期望中共独裁政府向他统治下的其他民族道歉是非常不现实的。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自由和所谓民主转型学者与中共一样不反省、不说真相、不为正义发言是非常悲哀的事。台湾总统向原住民道歉至今,笔者没有看到中国学者讨论有关道歉的文章。台湾政府在二十二年前把宪法中「山胞」正式正名为「原住民」。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六十多年,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所谓少数民族这个名称提出过异议,不想承认这些民族是原住民「原来的主人」的事实。从而反映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行为以及中国人的行为给其他民族造成的破坏、杀戳和非法占领没有反省过,相反,和政府一起继续摧毁图伯特、东土耳其斯坦、蒙古民族历史文化和传统,或者对其保持沉默---变相认同。
 特别是很多在国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学者、专家们都不反省,不维护正义,对其他民族的不公保持沉默,而且坚持政治正确。这也是国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和图伯特、东土、蒙古等组织无法信任和紧密合作的最大障碍,他们提起中共的暴政滔滔不绝,骂的狗血喷头。当提起中共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的权利时无言、沉默、避而不谈,甚至与中共保持一致。
 还有中共六十多年的统治下的毒化造就了劣质国民: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见钱眼开,唯利是图,明哲保身,冷血无情,热衷内斗,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奴性十足---”的十多亿的当代中国人,更是创建公义国家的巨大障碍,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
 在很多场合中国民主人士或专家学者会说:中国民主化后图伯特问题会得到解决。从台湾民主发展的经过,以及结合中国国民等因素这种设想非常值得怀疑。因为,解决图伯特问题无法避开的一点是真相调查,无法回避中共入侵以及屠杀图伯特人的事实。还有以民主改革、合作化、平叛、文革、以及每次和平抗议的血腥镇压---造成一百二十万藏人非正常死亡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府会有这样的勇气吗?台湾二十二年前改正原住民称呼,以及二十二年后政府才能公开道歉的坎坷经历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民主转型之路的遥遥无期。
 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着先知先觉的角色,他们应该是前卫。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以及民主人士做不到尊重真相、尊重事实,以及不敢承认中共统治对其他民族造成的毁灭性破坏。真不知道中国民主转型的基础是什么?有人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奠基於公民社会人群之间「愿意彼此信任」的政治。那么,中国民主转型过程和民主之后的信任怎么建立?中国人能否如台湾一样对四百年前的入侵、占领、屠杀、毁灭道歉?能否对1949年至今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图伯特、东土、南蒙古为主的其他民族造成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反省和道歉?给他们提供自决的权力?----
 真正的民主转型需要突破政治正确,需要大胆的跨越,更需要承认错误和道歉的勇气, 而和平民主转型更需要。

2016年8月15日

2016年8月10日 星期三

经济大国下西藏儿童教育权困境----北京摇车号、西藏摇幼儿园、小学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9/2016
事实上,在西藏很多农牧区根本没有幼儿园,托儿所什么,有的农牧区连小学也没有。居住二十多万藏人的安多西宁市没有一所民族幼儿园、小学、中学---很多年当地藏人向省政府和市政府请愿无数次,两会上有代表提议立案,但是,至今还是零结果,三万多西藏儿童在不会流利地说自己母语前开始学习汉语----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且还在彩票大奖般的竞争中寻求一所堪称“安乐死”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最终造就一个标准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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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世界各地的彩票中大奖很难,中国人称北京机动车摇号中簽难度如同彩票得大奖,要用尽一辈子的运气。那么,小孩子上幼儿园、小学难如彩票中大奖,这是月球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吗?肯定不是!是西藏的幼儿园和小学。
 中国官方的中国西藏网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上个幼儿园究竟有多难?堪比北京机动车摇号》的报道。该报道指出:“--在西藏、甘肃甘南两地,由于教育资源稀缺,即将要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也将面临摇号上学的制度。其竞争力堪比北京机动车摇号。家长对此只能一声叹息:入托难,难于上大学。””1
 该报道继续说:就在7月16日、17日两天,西藏自治区实验幼儿园和拉萨市实验幼儿园都采用公开抽簽的方式各招收80名幼儿。
 16日早上7点,幼儿园门口聚集了很多家长,排队如长龙,上午9点,拉萨市实验幼儿园按照排队的顺序开始发号,有的家庭三个人轮番上阵,累了就换人。有的家庭淩晨1点左右就来排队,经过近10个小时的等候终于拿到了号。拿到号也不能放松,下午抽簽才是真正的考验。
 根据时间安排,西藏自治区实验幼儿园领抽簽号是16日上午,正式抽簽在16日下午开始。拉萨市实验幼儿园则是16日领抽簽号,17日上午10点抽簽。2
 如此难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并非拉萨独有,西藏安多等地也非常普遍存在。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同样,入园难的问题也困扰着甘肃甘南州合作市,合作市幼儿园只招90人,报名450余人,其竞争相当残酷。
 不仅仅是幼儿园,当地的小学生入学也要通过摇号,为此许多家长都在关注摇号制度,并在网上晒出了自己四处搜集的小学、幼儿园招生数据。3
 北京机动车摇号没有中簽最多不开机动车而已,但是,小孩上不了幼儿园和小学的后果就没有那么简单。中国人喜欢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且,家长们普遍把幼儿园当做孩子们人生的第一条起跑线。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西藏的孩子连起跑线都见不到,甭说什么胜败之事。
 当然绝大多数的小孩是不会中彩票大奖”---无法进幼儿园和小学。这将影响一个孩子的学习,前途,关系到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的未来。但是,对于中共政府来说只要西藏稳定其它的任何问题就成不了问题。对于西藏小孩的学习、前途,以及西藏民族的未来与这个自封祖国者没有任何关系。不然,怎么会把小孩的教育当成机动车摇号似的?真把藏人的教育不当回事。其实我也非常清楚上那句话压根儿就是废话。因为,中共从来没有把藏人当成自己的公民对待,一直实施文化灭绝或者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并以现代殖民者和独裁者的身份殖民化统治西藏。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最终消灭西藏民族为宗旨的前提下,中共让西藏小孩接受良好的教育本来是妄想。
 也许有人会说: 西藏不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吗?中国政府投资、全国援藏--- ,而且,中国政府的《白皮书》显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59%”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64%”4 。要指出的是以上的数字是2015年4月和9月分别发表的两份《白皮书》中有关西藏教育的数字。如果真如中共所言,西藏的小孩上幼儿园和小学怎么会如此之难?
 其实,中共自己的说法是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入学率是:99.59%” 、99.64%,一会儿又说:在西藏、甘肃甘南两地,由于教育资源稀缺,即将要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也将面临摇号上学的制度。因此,其中一定掩盖事实真相。而且,中共媒体报道的还是西藏首都拉萨和安多拉卜楞地区合作市的情况,如果集聚中共官员和干部的城市的情况如此,一些边缘地区和农牧区可想而知。
 事实上,在西藏很多农牧区根本没有幼儿园,托儿所什么,有的农牧区连小学也没有。居住二十多万藏人的安多西宁市没有一所民族幼儿园、小学、中学---很多年当地藏人向省政府和市政府请愿无数次,两会上有代表提议立案,但是,至今还是零结果,三万多西藏儿童在不会流利地说自己母语前开始学习汉语----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且还在彩票大奖般的竞争中寻求一所堪称安乐死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最终造就一个标准的汉人。
 有人权组织也独立调查过西藏教育的情况,他们的研究结果与中国政府的说法完全不同。如非政府组织西藏人权中心2014年度报告中指出,在中国不断歌颂的教育体制中,存在著不少不平等现象;而在西藏自治区更是特別显著。在多数主要教育指标中,西藏自治区的数据近乎全中国最低---”该报告继续指出在本中心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以藏人人口为主的地区,任何发展都落后中国其他地区一大截,而在健康与教育方面更是严重。5
 再回到拉萨市、合作市幼儿园和小学摇号制度的问题上。除了上面谈到的中共政府总体政策的原因外,直接造成幼儿园和小学远远不够的原因是中共以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西藏各地而造成的。拉萨市和合作市都是在西藏条件较好的城市,中共多年以优惠政策鼓励、诱惑大量的中国人移民西藏各地,当然,中国移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并且中共政府对入藏中国子女进行倾向性照顾政策。大量中国人移民到西藏后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仅抢走了藏人的工作,自然资源等。也抢占了西藏少的可怜的教育资源,中共媒体报道的拉萨市和合作市幼儿园和小学由大量中国移民和中共干部子女塞满,造成本地藏人子女无法上幼儿园,无法入学,很明显这样西藏孩子的教育资源也被剥夺的精光。
 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中共政府袖手旁观,似乎跟他没有关系似的---装蒜。还无耻地说:上个幼儿园究竟有多难?堪比北京机动车摇号。装模作样地说什么保证此次招生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指导工作。不提无法入学的孩子怎么办?作为政府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其实,中共非法侵占西藏之日起对西藏教育事业一直是不关心,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效忠中共的干部和对藏人进行洗脑。对西藏教育的投入一直很有限,没有幼儿园、学校,而且西藏文化的教育更是稀有,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每年有2500到3000人翻越喜马拉雅山流亡印度,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儿童,他们为了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离开父母到印度的流亡政府学校学习。
 但是,自2008年西藏发生和平大抗议之后,中共政府对西藏全区实施了变相的军事管制,禁止藏人自由迁徒,加强对藏人社会的严格监控。也对西藏和尼泊尔等地的边境进行高科技监控,造成西藏儿童流亡非常困难。也对送子女到印度学习的家长们进行恐吓、惩罚等等,最后迫使领回在印度流亡政府学校学习的子女。
 另外,中共政府接二连三地关闭了很多西藏私立的学校和幼儿园,不批藏人创办学校、幼儿园。
 不管中国政府怎样狡辩和耍赖,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中共统治西藏六十多年来西藏的教育和社会发展都远远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如,中国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7.5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的水平(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而据可靠的资料(中共教育部门内部文件)显示藏人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只相当于小学四年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中排列最后是莫桑比克相当于小学二年级。
 外界一直关注中共开通中国至西藏首都拉萨的铁路,以及大量移民中国人到西藏后造成的影响。中共政府的移民政策对西藏生态环境、社会结构、就业、传统文化等破坏性的影响有很多学者研究的共同认识。从西藏小孩无法上幼儿园、小学的问题已经说明西藏有限的教育资源也被掠夺的严重程度,而且,随着更多的移民进入西藏这一现象将会更加恶化。

2016年7月30日
 注释:
 2,同上。
 5,《2014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

2016年8月3日 星期三

《殺劫》之後的記錄呈現後西藏文革(四)

作者:唯色


8、無論如何,父親的老照片為我打開拉薩的門,讓我進入歷史中的拉薩,去認識曾有過卻已消失的風景、曾歷盡滄桑卻已輪回的人們,去傾聽曾發生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悲歡離合……“如果沒有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會是一個很好的僧人,會一輩子穿袈裟的。寺院也會好好地存在,我會一心一意地在寺院裡面讀經書。可是革命來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雖然我從來沒有找過女人,沒有還俗,但還是沒有資格再穿袈裟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曾在文革中砸過佛塔、燒過經書的強巴仁青老人的訴說,可謂對當代西藏的悲痛證言。


其實父親的老照片至今還在為我打開拉薩那些緊閉的門。前年夏天,一位幼年為僧、後來當過工人和幹部的老先生,指著《殺劫》中幾個“牛鬼蛇神”被學生紅衛兵及居民紅衛兵沿街游鬥的照片說:“在他們身後的這幢呈方形的房子是西藏軍區的碉堡,剛蓋的時候,拉薩人都不知道是幹什麼用。沒過多久,也就是59年的3月間,所謂的‘叛亂’發生了,解放軍把玻璃窗砸開,露出了機關槍,這石頭房子就成了軍用碉堡,打死過很多藏人。”老先生又補充了一句:“這些遍佈拉薩的碉堡,實際上就跟今天遍佈拉薩的便民警務站是一樣的。只不過,那時候叫碉堡,今天叫便民警務站,也打死過藏人。”

我從父親拍攝的文革照片去尋找屬於拉薩、屬於拉薩人的場景。也深知在這之後,一切已是發生了劇變甚至覆水難收的場景。迄今為止,藏語發音“帝洛”、漢語意為“世時翻轉”的場景仍是屬於拉薩的嗎?仍是屬於拉薩人的嗎?而十年前,不對,應是十六年前,為完成《殺劫》這本書,我帶著這些照片,騎著自行車,穿過拉薩的大街小巷,從這戶人家出來又去那戶人家,被遮蔽的文革舊事就這樣一幕幕展現眼前,雖然當時震驚且痛苦,但現在回想起來,卻是多麼難得的時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如今,用我父親用過幾十年的這架老相機拍照,對於我其實是百感交集的過程。當年父親希望我成為一個攝影師可能比希望我成為一個詩人或作家更多。我還在上中學時,他就讓我試著用他心愛的相機,教我如何對焦、取景、定光圈,還帶我去他自己佈置的暗室,讓我注意觀察他怎麼沖洗照片,強調這個盤子裡的水是顯影的,那個盤子裡的水是定影的。我喜歡看一張張白紙上逐漸顯現出黑白色的畫面,全家人在一瞬間被定格的形象似乎可以永存,但這麼複雜的程式讓我興趣漸失,或者說,我的興趣可能更多在於文字而非攝影,久而久之,父親也只好任由我,所以我到底也沒學會怎麼用這架相機拍照。這麼多年過去,我指的是這幾年,當我端起這架仿佛佈滿父親手印和目光的相機,在他當年拍下數百張殺劫照片的地點拍照時,總有一種感覺,就像是每一次按動快門,父親都站在旁邊無言注視著,於是時光倒流,我與離開人世多年的父親如此親近,這是多麼難得的時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我也因此領會了電影大師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所說的:“每張照片都重新證明時間的綿延連續,不可停留。每張照片都是對我們生命必會消逝的提醒。每張照片都關乎生和死。”[1]

9、最後要說明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出版的這本書,是《殺劫》修訂版。

主要修訂處,一是修正原書中個別出錯的細節,比如原書37頁的圖說中的一句,“拉薩中學的紅衛兵從學校出發去大昭寺破‘四舊’的情景”,實際上應該是,拉薩中學的紅衛兵去大昭寺破“四舊”之後,經布達拉宮正面(今北京中路)返回學校的情景。向我指出這一錯誤的,正是當年拉薩中學的一位紅衛兵。還有,原書出版時,我採訪的七十多人中,“其中已有兩人病故”,但十年之後,人生無常迅猛,所以在修訂版中改成:“其中已有兩人病故(注:至2015年9月,據我所知,已有十五人去世)”。

另外,原書中有多處出現“內地”這類詞彙,而當時,我在寫作時並未意識恰是遭致洗腦,已成習慣書寫。正如茨仁夏加先生所言,在1950年之後:“藏語對中國的稱呼是‘加那’(rgya na),現在此用法于日常生活裡完全被消滅了。一個新造的名詞:祖國(‘每蓋’,mes rgyal),現在成為媒體與官方出版品的經常用語,而這個名詞暗示的是一個包含西藏在內的中國。與此同時,那些到中國去進修的學生幹部,被說成是旅行到‘內地’(rgyal nang,‘蓋囊’)。還有,現在‘藏人’與‘中國人’也不存在了;相反的,現在只有‘藏族’與‘漢族’,兩族都是中國人。” [2]也因此,在《殺劫》出版十年後的修訂版中,所有的“內地”一詞,我都做了更正,如改為“中國”、“中國各地”之類。其他相似問題,概莫如是。

至此,似乎再無餘言。對大塊文化持續十年的鼎力支持,銘感五內。

另要補充的是,除藏文版,《殺劫》還被譯為日文[3],已出版;被譯為英文,將於2016年出版。口述西藏文革的《西藏記憶》[4],被譯為法文,也已出版。

2015年10月1日,寫於北京
2015年12月25日,定稿於北京
(又及:我父親在二十四年前的這天病故於拉薩)
2016年3月28日,修改于成都

2016年8月1日 星期一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


毁于文革及之后的喜德林寺废墟,与旁边的大型商场构成某种意味深长的对比。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


/唯色


6
我在继续用父亲留下的相机拍照的同时,好似患了“文革后遗症”,着迷于对拉萨废墟的记录与怀旧。
实际上我每次回到拉萨,兴趣尤为浓厚的是这三座毁于文革的废墟: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甘丹寺)废墟。第一座废墟的前生是寺院或者说经学院,第二座废墟的前生是尊者达赖喇嘛的父母及亲人在拉萨的家园,第三座废墟是今已修复大半显得辉煌的甘丹寺。
我去得最多或者说最方便去的是位于老城中的喜德林废墟,多年来,用各种相机拍下几乎雷同的照片。这里的每一处我都熟悉,就像被共产苏联迫害致死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Mandelstam) 所写:“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的泪水,/我的纤维、我童年膨胀的腺曾多么熟悉它。”[1]有时候我会跟遇上的居民或孩子聊天,有时候会逗逗经过的小猫小狗,但在内心深处,感觉来这里“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2]
我亦逐渐认识到,对于拉萨这座沧桑古城里的废墟,无论掩饰还是避而不谈,甚至禁止涉足,都是一种“没收记忆”的动作。所以我在记录这些废墟时总是提醒自己,既要展示宏观,也要提供细节。而细节恰恰充斥在累年来的纪实拍摄中。比如,张贴在喜德林废墟入口处的,有“中国英雄”雷锋的肖像,还有时下流行全中国的“中国梦”宣传画上写着“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这样的标语,具有意识形态的映射和殖民主义的高傲,旁边新盖的象征经济成功的大型商场则表明消费主义的泛滥。有一次,我站在这个商场顶层,第一次俯瞰到喜德林废墟的全貌,在大片与中国城市建筑相似的楼房丛中宛如一块伤疤十分醒目。就像我站在另一座商场的通道阶梯上,第一次俯瞰到尧西达孜废墟的全貌,以及插着五星红旗的布达拉宫近貌——这是令人深思的对比:纪念与消费,历史与殖民化,政治化与商业化,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也即站在喜德林废墟跟前望向左边,大片玻璃构成的商场外墙反射着拉萨傍晚金色的霞光,令废墟更加废墟,若有一天完全倒塌,在阳光下格外刺目的“神力·时代广场”会显得愈加具有神力,其实它是现代乌托邦的废墟,凸显人类的欲望。也即:在拉萨老城,至少在这一片,有两座废墟揭示了惊人的无常之变——一座是神力废墟状如巨大堡垒,成为被装葺得犹如舞台背景的“八廓古城”的一部分,展示着成功与繁华的幻象;一座是喜德林废墟,掩蔽在小巷深处,外人知道的不多,却成了本地人的生存隐喻,其周围过去是数百僧侣的住处,如今有八十多户人家居住,包括本土藏人、边地藏人,还有汉人民工和回族商贩,以至于“公共因素和私人因素之间界线消失”。
最令人心碎的是曾经显著且尊贵的那片白色大屋,即尧西达孜,尊者达赖喇嘛家族的宅邸,日益破败。即使从布达拉宫顶上望去,也难找到。一来,它周围毫无风格的房子太多了,太丑了,太高了,完全填满当年郁郁葱葱的林苑;二来,只要仔细辨认,还是能找到,但还不如寻它不见。因为当发现之时,突然袭来的悲哀无以言表。尧西达孜已不是白色大屋,不但外观脏污不堪,内里也倒塌不少。本依西藏传统,每年秋季吉日会为建筑物刷墙,那些具有神圣意义的建筑物的白灰涂料中还添有牛奶、蜂蜜、藏红花等,以示供奉、祈福与助力。但尧西达孜在1959317日尊者达赖喇嘛及家人流亡之后,便被“解放者”——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形容的,“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3]——取消了所有权,而且以革命的名义,在不同时期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第二政府招待所;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极尽各种破坏之能事;在被当作旅馆并由旅馆工作人员使用时,则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大杂院。
2013年有三次,我与友人很幸运,得以悄悄进入外墙悬挂川菜馆、淋浴水洗理发店和招待所的尧西达孜废墟,而这之前及之后,外院铁门都被上锁,且有人看守,无法进得去。徜徉于尊者家族的往日家园,庞大的院内长满杂草,通往正屋的甬道两边稀稀落落停放着自行车、摩托车,就像一个用处不大的仓库。左右房舍为两层楼,右边房舍楼下拴着四五头巨大藏獒正在咆哮,有次遇上在附近开饭馆的汉人老板来喂食,显然这几头藏獒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好笑的是,这个说四川话的男子叫来了藏人保安驱逐我们,我就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令藏人保安十分尴尬。


尧西达孜废墟里的蜘蛛干尸。

从散发腐烂味道、垃圾成堆的正屋上楼,穿过或长或短、已有多处下陷的走廊,几排当年安装的从印度进口的铁栏杆虽已生锈却还结实,连串异域花纹在夕阳下的倒影分外别致。挨个走入尘埃弥漫、阴暗不明的房间,有的墙上贴着八十年代的中国明星画像、九十年代的《西藏日报》,有的门上贴着大红中文的“福”和扛大刀的中国门神画像,也有门上贴着一张惨白封条,上书“二00五年元月七日封”。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从残缺的窗户逆光望见尊者从童年住到青年的颇章布达拉,不是三楼左右两侧的过道和房间已塌陷得触目惊心,而是一面挂在空空荡荡的大厅柱子上的残破镜子。如果走近,会不会瞥见1959年深夜匆匆逃走的那些生命留下的痕迹?会不会听见流亡异国他乡的尊者悲痛低语:“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4]?会不会看见四面墙上的美妙壁画被杀气腾腾的文革标语及凶神恶煞的马恩列斯毛[5]的血腥头像覆盖?或者就像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一句诗:“……在道路的尽头,/这儿有一面镜子,可以进去一游。”[6]而进去的结果,既能看见“世代在匆匆忙忙中消逝”,也能看见镜中的自己其实是那么的无依无靠,却又从未有过的美丽,如此令人着迷,仿佛可以隐身其中,不必再被国家机器盯梢、威胁和侮辱。
至于甘丹寺废墟,原本是在文革结束后,由无数藏人信众自发修复,但中国官媒却反复宣称是“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修复”,还罗列了当局分批投入多少款项的数字。看上去,破坏成了无法抗拒的因素,所谓的“国家”从来都是无比慷慨的大恩人。然而在“旧西藏”毫不客气地被“解放”之前,全藏所拥有的六千多座寺院,却在一场场革命之后,仅剩十多座。虽然现如今大多数寺院已修复,但规模远不如昔日。需要明示的是,“国家”为修复付出的,根本无法与藏人自己的付出相比。每一座劫后重生的寺院,都倾注着藏人们虔诚的汗珠和忏悔的热泪,铭刻着这片土地上的众生与苦难的六道轮回和凶险的权力抗衡的信念。
我一直认为其他寺院应该修复,甘丹寺则不必修复,因为被夷为废墟的甘丹寺是活生生的文革纪念馆。就像许多蒙难的寺院都涂满了文革口号、毛语录及头像等,往事不堪回首,重温一次都是耻辱,尽管我理解藏人们将之铲除或涂抹的行为,但还是应该保留下来。废墟是任何一种修复或复原都无法替代的。如果认为非得重新修盖仿若从前的神圣建筑才算是甘丹寺永远存在的证据,这其实是一种对于实相的执着。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废墟与死亡一样,乃是无常在人世间最为真切的教训。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疮痍满目的废墟远比崭新的雕梁画栋更为美丽。就西藏自己而言,西藏实际上需要这样一座纪念馆。
有人说我是“西藏的凭吊者”,仔细想想,我并不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我对这些废墟的记录,正是一种“深层哀悼”。在渐渐深切的哀悼中,正在消失的废墟似乎可以复活,或者说日益倾覆的废墟也许会获得再生的力量。这么说吧,这些废墟都是拉萨的创伤,布满历史缠绕在暴力中的烙印,是诸多变迁的见证,显示了物质的脆弱性,或佛教所说的无常,因此“可能变成反思型环境的空间”。布罗茨基早就评论过极权制造的废墟:“你不能用一页《真理报》遮盖废墟。空洞的窗子向我们张开大口,如同骷髅的眼窝,而我们虽然很小,却能感知到悲剧。确实,我们无法把自己与废墟联系起来,但这不见得是必要的:废墟散发的味道足以中止微笑。”[7]
那么,我像什么呢?是不是,我像一个隐秘的、并不专业的考古爱好者,也像一个着了魔的废墟收藏者,更像是这个被占领的老城里的流亡者之一,心怀许多个前世的记忆流亡着?当我在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废墟反复徘徊时,其实是从废墟本身返回往昔的喜德林、返回往昔的尧西达孜、返回往昔的甘丹贡巴。这是一种类似于在中阴道路上的旅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和诱惑,在贡觉松(佛法僧三宝)的护佑下,得以重新成为这些废墟的真正居民,虽不能安住,却多少知足。

7
逐渐地,在重新拍摄与记录中,我像是从对西藏文革的倦怠里恢复过来,重又继续研究父亲生前拍摄的照片,包括记录了儿女成长的家庭照片。并将从拉萨家里带往北京的底片扫描,于是电脑变成了让昨日再现的场域。反复地看,反复地看,又发现惊人的细节。我指的是那几张背景为布达拉宫的照片。
布达拉宫顶上的文革标语牌。

也许惊讶的只是我自己。有一次,一位外媒记者来访,我指着镶在书柜木框内的大幅黑白照片,——是的,就是那张,那个胸前戴着毛像章的四岁女孩(正是我)伏在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手把上,背景是影影绰绰的布达拉宫。虽然影影绰绰,却也显示出有五个数层楼高的汉字矗立其顶。“那是‘毛主席万岁’”,我告诉长相美丽的女记者,期待她惊呼一声,但无论是年轻的中国翻译还是西方人的她,似乎对此兴趣缺缺,就像是历史已翻过那一页,不必再提。
似乎从来无人提起过布达拉宫在文革时的遭遇。事实上,布达拉宫被革命者痛斥为“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险遭灭顶之灾。甚至差点被改名为“东方红宫”。而我的发现似乎只有我注意到,但当年的目睹者应该多得很,却无人说起,就像是已经集体失忆。我曾问过母亲,文革期间,是不是布达拉宫的顶上竖立起“毛主席万岁”的巨大牌子?母亲凝神回忆,才恍然记起般说道:“哦惹(对啊),当年是有五个大牌子,怎么给忘了?”但母亲的记忆是残缺的,因为除了将这五个字刻成巨大牌子,置于布达拉宫顶上俯瞰众生,外来的“解放者”还仿照北京天安门城楼,在布达拉宫的左侧竖立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牌,右侧竖立写有“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牌。有一度,还将五星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悬其间。实际上更早,在1959323日,尊者达赖喇嘛被迫逃离拉萨的第六天,在枪声与硝烟中,在血泊与泪水中,“中共在布达拉宫升起了五星红旗。这是中共第一次有办法在这个最神圣、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上升五星旗。‘象征光辉与喜悦的中国国旗在拉萨的微风中飘扬,迎接这个古老城市的新生,’扩音器大声广播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也象征叛乱的结束。”[8]
很遗憾,我父亲似乎没有专门拍摄过文革时的布达拉宫及其局部,而全都是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家庭合影或其他人物合影。我只好将照片做了裁剪,以至于这些标语牌上的字不甚清晰,但仍然是历史现场的宝贵记录。
还有一个故事需要讲述。20129月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我从《杀劫》中选了二十四张照片参展。一并参加题为《无形监狱-有形监狱》展览的,还有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和孟煌、作家廖亦武、诗人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作品。我父亲是其中唯一一位已不在世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中共军官,而在这个展览上,他的身份是摄影家。德国之声报道说:“泽仁多吉的摄影作品是西藏文革的珍贵历史记录,独一无二的西藏文革记录。”


被斗的合作者。

这批照片原样由我提供,主办者洗印、放大并会适当修片。展览结束后,朋友从柏林带回照片送给我,相纸上好,制作专业,远胜过我父亲当年在西藏军区冲洗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张让我惊讶,哑然失笑,久而久之才慢慢觉出某种意义。
那张拍摄于19668月某日的照片,记录了拉萨大贵族、中共合作者桑颇·才旺仁增(Sampo Tswang Rinzin)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场景。他的生平、经历以及与家人的不幸遭遇,《杀劫》中都有图文介绍。从照片上可见,批斗他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强迫他穿戴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饰,看上去华丽,实则倍受羞辱,以致他尊严全无,竟当众流下长长的鼻涕。我从小就见过这张照片,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无法理解一个长者怎么可以当众流下鼻涕,如此狼狈不堪?
可是,桑颇·才旺仁增被批斗的照片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展出时,那道长长的鼻涕居然消失不见了。带回照片的朋友笑说,那道鼻涕被德国修片师当作老照片底片上的划痕给修掉了。
鼻涕呢?
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修片是如此彻底,以致到了丝毫不见痕迹的地步。具有羞耻感的鼻涕完全被抹掉了,原因可能在于德国那位心地单纯的修片师,完全想象不到革命的风暴会使一个人有如此失去尊严的可能。而他按照“正常判断”所做的修片结果,却使我父亲拍摄的这张经典照片大大失去了原有的冲击力。而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可以理解的)破坏呢?
原本那道长长的鼻涕像一道裂纹,将人的生命分裂为所谓的“新”与“旧”,于是我们会看见历史的剧变,在剧变中,曾经高贵无比的人上人会被打入地狱。但这并不意味着,曾经低下的人就有可能翻身做主人,譬如正在批斗桑颇·才旺仁增的两个藏人红卫兵,并未获得荣华富贵,而且早已亡故。事实上,连家园都已沦丧,每个人都是奴隶;每个人,都会在失去尊严之时,难以自控地当众长流鼻涕。
恰因那道鼻涕而意义深远的照片,却被修片师自以为合理的清除而削弱了记录的力量,也就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我曾以为这样的举动可能出自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但我现在认为,这应该是与对待记忆的态度有关。简单化的修复虽然让照片变得没有瑕疵,却可能意义大失,令记忆中的关键被磨灭,令生命中的悲剧感被冲淡。这一修片会始终提醒我,必须敏锐地捕捉并理解每一个历史发生的细节,才可能真正地复原记忆,留下每一道耻感的鼻涕,呈现真实的画面。

注释:
[1]诗名《列宁格勒》,选自《曼德尔斯塔姆诗选》,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俄)著,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2]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19页:“每逢到柏林来,我都要这样做,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
[3]引文见《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93页,“那些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现在遮蔽了二层东面角落房间的窗户”。
[4]引文出自《雪域境外流亡,约翰.F.艾夫唐(美)著,记》,台湾慧炬出版社,第75页达赖喇嘛语。
[5]马恩列斯毛: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6]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334页,作者注明这首诗是布罗茨基的诗《胴体》。
[7]引文见《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俄)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其中的随笔《小于一》。
[8]《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茨仁夏加著,谢惟敏译,台湾左岸文化,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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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28.html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74.html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

唯色:


 4
到了2012年,用我父亲的老相机在拉萨拍照的“行为艺术”开始付诸实行。在中国独立电影人、摄影师王我的帮助下,多年放置抽屉深处的蔡司伊康(ZEISS IKON)相机又能使用了。
我父亲在1950年代中期用积攒了两年的军饷,在拉萨帕廓著名的夏末嘎布店里购买的这架德国相机的确品质不错。拿起来略沉,纯皮的棕色外套布满岁月的痕迹,连机器本身也有磨蚀的印迹,那是我父亲在往昔许多年里反复使用的证明。扁扁的机器,黑色的部分宛如龟壳,坚硬而且如麻的纹路;银色的部分依然泛着晶莹的光泽。打开镜头,而镜头是向前伸出去的,发出轻微却干脆的响声。闭上左眼,让右眼从小小的取景框看出去,——难道我能看见他目睹的“杀劫”吗?按下快门,耳边响起另一种轻微且干脆的响声:“咔嚓”。
一切准备就绪,我把上百个在北京买的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带回拉萨。然而又逢敏感的时间段:这年5月的一天,两位从安多阿坝(今阿坝县)和桑曲(今夏河县)来拉萨打工的年轻藏人,在军警、游客及信众最为密集的大昭寺与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使得这几年以焚身浴火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献祭西藏民族的个体抗争行为,从全藏边缘各地蔓延至腹心之地。
拉萨于是沦为种族隔离区”。除了在寺院、老城区、布达拉宫等景点周围部署安检门,同时从空港、铁路、公路层层设防,非拉萨本地藏人若无各种证件和“进藏许可证明”,“除非插翅,否则不可能进入拉萨,”这是一位去拉萨旅行的中国作家写的。可想而知,依照《杀劫》中的老照片所指示的地点,用同一架相机在原地拍照,是多么地不合时宜。更何况我无论去往何处,在我的身前身后,或近或远,都有多个便衣警察和他们的车跟踪。他们甚至也给我拍照。实际上我的生活完全处在这些便衣警察的监控之下。好几次,我与他们面对面错身而过,已熟悉一张张平庸之脸。当然,被他们“喝茶”(传唤的比喻说法),被他们搜查电脑、手机,被他们警告会人间蒸发,都不止一次。


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在拉萨机场被警察掉包,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

还发生过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差不多有两个月,我在烈日下东奔西跑,拍了十九个胶卷。考虑到暂不离开拉萨,一位来旅游的汉人朋友离开拉萨前到我家告别时,我把拍好的胶卷托她带走,以便尽早冲洗。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也从未在电话里提及,但是第二天她在机场过安检时,却被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装胶卷的背包里,而那水果刀她从未见过。警察不由分说把包拿走,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做“进一步检查”,直到飞机将起飞才交还。受惊吓的她匆匆登机,待飞机落地查看,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
现在,这十五个被掉包的胶卷作为某种纪念品收藏在我北京家里。曾经尝试冲洗了其中一个,显示是废片。我在拉萨辛苦拍摄的摄影作品,就这样消失在国家机器制造的黑洞中。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得知朋友帮我带胶卷呢?我想不出。是我家被偷装了窃听器或摄像头?还是数公里之遥的拉萨公安局信息大厦楼顶竖立的高倍望远镜能看进我家的窗子?无论他们用什么高科技手法,都不如我对代表国家法律的部门竟用这种方式拿走我的胶卷,更让我惊骇。

5
胶卷被掉包后,我继续用父亲的相机拍照,第二年的夏秋季节也如是。每张照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事件:文化大革命;因为时间跨度已近半个世纪;因为空间还是这里:拉萨。所以每张照片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当年,我父亲的照片类似于“报道体”或摄影报道,更因他拍摄的或者说记录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诸多事件,而成为历史性的见证。我用同一架相机在四十多年后的间隔拍摄,——是的,不是连续拍摄,更似一种影像叙事,看似没有一个个具体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故事布满其中。
起初,在今天的拉萨,带着我父亲用过的相机走在他四十多年前走过的每一处,我感受到的是“记忆被没收的困惑”,触目所及似乎都是文革照片中没有的场景与物。然而,突然间,党的扬声器——才旦卓玛的歌声从布达拉宫广场的各个扩音器传出:“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哟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这恰是文革时期被挪用、被改编成“红色革命歌曲”而流行全中国的西藏民歌,并不遥远的记忆顿时返回、涌现,荒谬感与错位感陡然加重,时光亦倒流。于是会痛楚地察觉到,实际上,文革并没有结束。
不计其数的细节呈现种种痕迹。比如,布达拉宫右侧掩于玛波日山下的狭长洞穴,其实是文革中为响应毛泽东“备战”指示而开辟的防空洞,如今改造成了具有本土风味的甜茶馆,年长者居多的藏人们排排坐着喝甜茶、吃藏面、低声聊天,来自附近乡下的女孩子嚼着口香糖倒茶、收钱,小小的窗台上摆着的花盆鲜花盛开;画有西藏传统图案的门户前是被称为“颇章厦廓”的传统转经路,既有无数信徒走过,也有很多游客走过,还有我和身后的便衣警察走过,同时伴随着紧挨转经路的较为宽阔的北京东路上的车来车往。而北京东路的另一边,则是模仿天安门广场建的布达拉宫广场,有高度警惕的军警持枪守卫的升旗台飘扬着五星红旗,有炮弹形状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与象征旧日西藏政权的颇章布达拉遥遥相对,还有巨大的电视液晶屏幕滚动播放新西藏的旅游风光或伟大成就——这正是后文化大革命场景,因植入于拉萨,又隐含某种悲剧意义。
至于当年游斗“牛鬼蛇神”的帕廓及周围街巷、大小寺院,如今已被国家权力打造成商业化与移民化的场域,也是重新修改历史、建构国家认同的场域。在镜头里,可以看见以藏式房屋为背景主要突出“中国特色”的场景:一幅幅“中国梦”宣传画、一串串红灯笼、一个个汉文大于藏文的招牌,以及一些大的商场前鲜红的充气塑料圆柱或金色的充气狮子在风中炫耀着暴发户的粗俗和入侵。血红色的五星红旗必须插在每间店面醒目的高处。部署在多个转角的藏式楼房上面的狙击手经常闯入镜头,让你避之不及。2014年夏天我还注意到,挂满帕廓的上百个摄像头被加上了颇具藏式风格的伪装:是用模仿转经筒样式的圆形盒子套住真正的摄像头,并在这假转经筒的外表印上六字真言,一般人会以为是佛教用具,却不知是“老大哥”从那后面在看着你。

虽然在藏人眼中,帕廓依然是环绕祖拉康(大昭寺)的主要转经路,所以依然会一圈复一圈地右绕,或步行或磕长头;依然会挨肩接踵地,在祖拉康跟前此起彼伏磕长头,甚至会延伸到灯房周围的石板地上,但在冠名“八廓古城”的旅游景点,男女老少的藏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异域景观,吸引游客驻足、猎奇。以中国游客为主,经常用各种长短镜头追拍藏人,经常很不客气地将镜头贴近被拍者的身体,根本不顾被拍摄者是不是在履行佛事,或愿不愿意被陌生人拍。拉萨显然变成了一座主题公园:专门提供给中国游客消费的展示“拉萨最幸福”的主题公园。
在拍摄时,我依照《杀劫》老照片指示的地点,做了以下几个地点的归纳:

*布达拉宫广场,即旧日的修赤林卡(尊者法座林苑);
*罗布林卡,即尊者达赖喇嘛夏宫;
*祖拉康,即大昭寺;
*松却绕瓦,即旧日的大昭寺讲经场;
*帕廓及其周围小巷;
*“牛鬼蛇神”被游街、批斗的几处;
*甲波日,即药王山;
*宇妥路、江苏路(造反派、解放军活动的几处);
*拉萨人民体育场,即旧日的波林卡;
*拉萨大桥;
*附近农村……

那么,有没有发现,连年来我所看见的拉萨风景,仍然是“杀劫”的风景,实质上是无常的风景;我试图讲述的拉萨故事,仍然是“杀劫”的故事,实质上是无常的故事?其中有混乱,也有秩序;有迷惘,也有坚持;有暴力,也有悲悯;等等。如果要学习佛法,可以经由这样各种的、连续的无常,慢慢学习到许多,或者一些。尽管照片本身远不如拍摄过程更富戏剧性,甚而至于,照片其实平淡无奇,需要解释或说明才能让观者明白其含义。不过,摄影师尚·摩尔(Jean Mohr)说过,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用舌头拍照的。所以无须我做更多解释或说明,惟愿每张照片可以自己叙述那些被遮蔽的真实,虽然我很想讲述今日这种情境下西藏的自我经验、藏人的自我经验。正如与尚·摩尔合作多次的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说:“摄影就是一种记忆。照片,与人的记忆,都同等倚赖并对抗时间的流逝。”[1]
但请原谅我的拍摄成果。对于习惯了用数码单反、GoproIphone手机拍照的我来说,产自至少五十年前的蔡司伊康并不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机器。尽管我竭力采取与我父亲同样的取景角度,并在内心亦竭力感受我父亲当年的心境,但这样的传统相机使我经常受制于焦距远近、曝光时间甚至胶卷的放置与进退,因此浪费了多少个胶卷!最终的成像也不尽如人意,仅有“行为艺术”的名而难具其实。不过我仍存这样一份希望:无论拍得如何,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境下,还是为记录历史多少做了一点贡献。
这是不是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几十年来的科技进步并不一定就比当年的记录更具某种价值?而那价值与当下的真实有关,与变迁的时代有关,也与复杂的人性有关。两相比较,让人愈发珍视老照片,仿佛“被人们当作面向窗外的一瞥,藉此他们可以看穿历史,而窥见某种超越时间的领域。”(约翰·伯格)

注释:
[1] 《另一种影像叙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约翰·伯格(英)、尚·摩尔(瑞士)著,张世伦译,台湾三言社出版,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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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

唯色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过一句名言:“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都是关于野蛮的记录。”但我要修改为:关于所谓文明的记录,其实更多是关于野蛮的记录。
——题记


1
因藏语“革命”谐音而得名《杀劫》的图文书,十年前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同时出版的,是我采访二十三位经历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记忆》,以及我在中国出版随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笔记》(台湾版《名为西藏的诗》)。
如若没有台湾,我的这三本书可能很难面世。说可能,譬如邻近的香港,彼时与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价值观允许言论自由,或找得到出版处。但在偌大中国,则绝无可能。王力雄在《杀劫》序言中写:“尽管已过四十年,文革在中国仍被列为不可触碰的禁区”,因为“文革不仅是会使中共痛楚的旧疤,而且挖掘下去,会触及中共制度的根本”,发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区中的禁区。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气——雾霾日益浓重却宣称已经崛起的中国,《杀劫》依然是禁书,文革依然是禁区。
禁书很难入关。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五十本《杀劫》,那是我希望书中的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中国警察野蛮没收。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有人已经去世,实际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永远无法目睹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
2009年,《杀劫》藏文版问世。藏文译者是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资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译者序中写道:“很多西藏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间在西藏所发生的情况,所以我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了解这个真相。”感谢大块文化无偿提供版权及版式,也感谢挪威西藏委员会(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论自由联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协对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杀劫》,由译者赴印度达兰萨拉替我敬献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杀劫》的扉页亲笔题词:“信仰和忠诚洁白无瑕,利他的勇气始终如一的唯色啦:祈愿三宝,不论现在或未来,让你的所有愿望都能无障碍地任运成就——释迦比丘说法僧达赖喇嘛 20091216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后来辗转带给了因得不到护照而无法出境的我。
2013年,在Twitter上认识的郑玉萍女士(旅居美国的马来西亚华裔)主动承揽,制作《杀劫》的藏文电子书,并与译者卓嘎、藏文版设计者图登协力,将电子书成功上传网络,如今已有境内多地藏人读到。
在完成《杀劫》的六年里,沉浸在近三百张老照片中,以类似按图索骥的方式,去了解我一无所知的西藏文革历史,并不轻松。正如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关印巴分治的著作[1]中所说,不仅要通过“历史”来了解事件,“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而七十多位受访者的陈述,却因揭示并不愿意直视的黑暗,必然会重返黑暗并将记录者也不可避免地带入黑暗。
我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常会为对方突然吐露的一两句叹息——“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而心痛,会暗暗指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毁灭的人。但当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整理录音,一个个感叹号开始为问号代替。这么多人的心结,之纠缠,之壅塞,之沉重,察觉得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某种可怕的烙印,而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却强悍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是外来的,入侵性质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语言时,母语会自然消除那些丑陋的烙印,但他们用汉语学舌时,似乎只会重复那些烙印似的语言,如“解放”、“叛乱”、“破四旧”、“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类。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我来说,有段时间,并不太愿意再次翻看记录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愿意重温当时的录音或文字,似乎是进入了对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厌倦期。

2
但王力雄认为仅出版图文书还不够。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虽然只有数百张(发布于《杀劫》有近三百张),却是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间照片,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充分见证那段被强权遮蔽的历史。
比如拍摄纪录片。王力雄当时的设想是:“以这些西藏文革图片为引起,以采访为线索,配合可以找到的文革影视资料,采访图片中的人物,讲述图片中的故事,结合图片中人物和场地之今昔对比,描画出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轮廓和重要断面,以及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变迁,再辅有专家学者对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辩争(藏汉之间的不同观点),同时展现西藏的文化、文物、宗教等,可以把当今世界的两个热点——西藏与文化大革命合在一起,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
设想必然落空,因为在现实中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无可能。当局对拍摄这种题材会严厉封杀,相关藏人也会畏惧出镜。我在《杀劫》的采访中使用了录音与拍照,比较而言,录音比拍照要顺利。至于摄像,难以付诸操作。
之后,王力雄又有一个类似行为艺术的拍摄设想,并与拉萨和北京的艺术家讨论过。这是他当时写的文案:

“唯色用父亲四十多年前在拉萨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机,站到父亲当年同一角度,拍摄今日拉萨图景。那些曾经上演当年戏剧的场地,今天变成了另外的世界,一边是宗教重新复兴,转经磕头,香烟缭绕;一边是世俗喧嚣,商潮滚滚,游客云集。
今天,西藏文革好像不曾存在。两个时代照片的对比,显现出历史的无常。唯色找到当年画面里的人物,希望他们进入今日照片,却发现是很大难题,无论是当年的受难者,还是当年的革命者,都拒绝现身。
摄影机跟随唯色采访,但只能被关上的门挡在外边。唯色想象,该用什么样的形象把当年的照片人物填充在今日图片中,每个想象都是诠释西藏命运的一种观点或角度。因为始终没有真人露面,最后只能是把当年底片上的形象投射在白板上,用白板剪出人形轮廓,立在与当年同样的位置上拍照——形成一组意味深长的照片。
唯色希望把两组照片——父亲的文革图片和人形白板的今日图片——放在一起办个展览,在拉萨根本不用想,在北京或是办不成,或是被阉割,或是展览遭关闭(按照真实情况记录)——总之那段历史不容许重见天日。
最终,唯色把父亲的文革照片一张一张投影在逐层凝结的冰上,带着冰在拉萨街巷穿行,阳光下的冰被喧嚣弥漫的今日信息包围,最终溶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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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文革”的行为艺术同样无法进行,这是因为2008年来了。更确切地说,是2008310日起,在拉萨乃至全藏许多地方爆发了世人瞩目的抗议。
20083月的抗议改变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也改变了我。如何描述这种改变?我的一种描述是:“之后的几个月,我总是听见一个声音,它源于我青春时节的偶像、后来渐渐忘却的意大利女子法拉奇(Oriana Fallaci),她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写到:‘在这些时刻,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将是一个错误,而言说却是一种义务。’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她写过、说过许多话,但惟有这一句在拷问我的内心。”[2]
我还这样描述了那年夏天返回拉萨的感受,而那次因遭警察闯入家里搜查并把我带走审讯,我与王力雄只住了七天便出逃似的匆匆离开:“这是‘3·14’之后,时隔五个多月,我再一次看到环绕拉萨的群山有着属于拉萨的形状,再一次闻到穿透拉萨的空气有着属于拉萨的味道,再一次听到乡音亲切的拉萨话有着属于拉萨的韵律……唉,我是这样地爱着拉萨,每一次回到拉萨,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但触及皮肉更触及我的灵魂深处!可是拉萨日益变得让我难以启齿,总使我尝到类似牙痛的滋味,既然牙痛就说不出口,我担心总有一天会不会疼得再也无言?”[3]
我正在进行的,以及计划中的写作都暂时放下,转向非虚构的记录。迄今八年来,陆续(在台湾)出版的皆为基于现时现地的著作:《鼠年雪狮吼》、《听说西藏》、《西藏:2008》、《图伯特这几年》、《自焚藏人档案》、《西藏火凤凰》、《仁波切之殇》、《乐土背后》,以及关于西藏时事的专栏写作、博客写作,等等。
藏人学者、被国际公认为“西藏现代史的重要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鼠年雪狮吼》的序中写道:“……记录这些席卷西藏高原的事件,对于了解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藏人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储存在人心中的记忆,才会让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下来。……20083月的事件,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忆,而它会被代代相传。今天,记忆不再只存在于我们心灵的深处,而是在网络空间里传播着,与世界共享着。在这个面向上,唯色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她是现代西藏记忆的记录者。……她认为她的要务就是传播事实,而且作为一个以中文写作的人,她认为自己特别有责任让中文读者了解她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似乎,《杀劫》所揭示的西藏文革已被更激烈、更当下、更迫切的现实,所替代。

注释:
[1] 《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布塔利亚·乌瓦什(印)著,马爱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鼠年雪狮吼: 2008 年西藏事件大事记》,唯色著,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年。
[3]《西藏:2008》,唯色著,台湾联经出版,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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