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8日 星期四

唯色的文學成長

作者: 德辰帕巴

更新於︰2012-03-09
【這是主持high peaks pure earth網站的Dechen Pemba , 應 Cerise Press 文學網站約請,與我做的一次關於詩歌的訪談。】


 
1.唯色啦,您在大學時期是學文學的,且最初是拉薩的一份文學刊物的編輯。您能否談談您從何時開始愛上詩歌,發現自己作爲一名詩人的獨特聲音?

回想起來,我小時候就喜歡講故事。最早的記憶,是我在道孚時給一群小孩子講述離開拉薩之前的故事。那時候也就四五歲吧,講到拉薩時我常常虛構一些情節來吸引小朋友。隨著講述我開始懷念拉薩。
可惜我現在找不到我寫的第一首詩了,記得是在康道孚寫的。那時讀初一,有一天,廣播裏傳來一位中國有名的詩人去世的消息,我好像有點難過,就寫了幾行字,像詩一樣排列,我自以爲那就是詩了。
不 過我現在保留的詩中,最早的一首是在1984年寫的,當時我已入讀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是大一生,我的同學中有十多個“少數民族”和漢人,以漢人居多。 這首詩的名字是“印——致某些人的偏見”,依稀記得當時我與幾個漢人同學發生了爭論,我當場寫下這首詩,幷用力抄寫在教室裏的黑板上,把他們都給震住了。
現在重看這首稚嫩的詩,我驚訝的是當時18歲的自己已經有了民族意識。而且,很顯然,當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時,我的方式是寫詩。(右圖是當年的手跡)

印——致某些人的偏見


且莫再讓
輕蔑的濁水
涌出你年輕的眼
那顆散發著
酥油糌粑味兒的印
深深烙在我心上
我不沮喪
更拒絕你冷漠的
一瞥
也許
一種當然的優越
泡大了你的人生
但我不會
奉獻一個附和的微笑
太陽
照著你也照著我
在一塊藍色的星球上
我們平等!


實 際上在讀大學時,我開始真正地寫詩,幷與民院熱愛寫詩的學生們(來自各個系、若干民族)辦詩社,用打字機和油印機出版油印的詩歌報紙和刊物,記得頗有影響 的兩本詩刊是《西南彩雨》和《山鷹魂》。我可以說是八十年代中後期成都高校最活躍的校園詩人之一,1988年夏天畢業時與四位詩人同學辦了詩展。
是的,那時候我們已經以詩人的身份自我定位。我還有了第一本詩集,是我父親把我在大學時寫的詩打印成詩集,事實上我已經或者說很願意自己成爲一個以夢想爲生的詩歌寫作者。

2.哪些詩人對您的影響最大?他們是中國詩人還是圖伯特詩人,或是其他國家的?

應該說,在我寫詩的初期,那是1980年代中期,中國詩歌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我在小說《我的孿生姐姐不丹》中描述過對我的巨大影響:
從外部的動蕩來看,那時代風雨中高高飄揚的一杆杆獵獵作響的大旗,和大旗下翻涌著的形態各异的潮流,以及東南西北的流浪與體驗,通宵達旦的寫作或辯論,神 經兮兮的叛逆兒,嚇人一跳的小感覺,還有,激情,激情,尋常人那裏消聲匿迹、如同40度高燒一般的激情,這一切是多麽地令人鼓舞啊!幾乎是一夜之間,不丹 經年累月不自覺積蓄的某種情懷,那充滿小小胸膛的炸藥包,終于被詩歌這一根致命的火柴點燃、爆炸,把她炸得四分五裂,粉身碎骨,再也拼不回原來的形狀了。
小說中的“不丹”其實就是我自己。
但 要說明的是,當時對中國年輕的、叛逆的詩人們産生巨大影響的,是歐洲的現代詩人們、美國和南美的現代詩人們,以及蘇聯的現代詩人們。所以我也如此,離經叛 道的詩人都是我的偶像,主要接受的是若干個中國之外的現代詩人們的影響,如愛爾蘭的葉芝,英國的艾略特和奧登,奧地利的裏爾克,法國的瓦雷裏,希臘的埃利 蒂斯,美國的金斯伯格(又寫成金斯堡)及嚎叫派詩人,美國的普拉斯及自白派詩人,蘇聯的曼德爾斯塔姆、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等等,數不勝數。大概從大學 畢業後,我基本上主要閱讀他們的詩。
也是在這時候,我讀到了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詩,以及米拉日巴的詩。不過都是中文譯本,是早年的中文譯本,有古雅之美。

3.在您的詩歌中有些經常重複出現的主題,比如旅行,比如一些特殊的地方(像拉薩),比如記憶和迷失。是這些主題激發了您的創作靈感嗎?您是如何或者在何處獲得靈感?

其實寫詩在我,如同追尋前世的記憶。所以我在詩集《雪域的白》(臺灣唐山出版社,2009年)的後記中寫過:
我一直是要做一個詩人的。這是前生往世的願力,以及,延綿的因緣。所以那年春天,終于回到離別二十年之久的拉薩,我對自己說,不爲別的,就是爲了聽見那個 聲音。有一陣,我很迷信,認爲有的詩句甚至有的字可能就是密碼,就像阿裏巴巴的芝麻開門,寫著寫著,會有一道隱蔽的大門突然打開,另一個真正親切的世界才 是屬于我們的。
我 在24歲時回到拉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發現已被漢化的我在自己的故鄉猶如一個陌生人,這使我深深地糾結于身份認同。一度我自認爲解决了這個問題,我的一位 詩人朋友說,其實我們什麽民族都不是,我們的身份就是詩人。他的這句話令我如釋重負,以至于在拉薩的最初幾年,我自閉在詩歌的“象牙塔”裏,寫的詩越來越 個人化,執著于個人的感覺、個人的意象、個人的語言。而我自認爲詩人或者藝術家高于一切,或者說是超越一切,而民族的屬性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寫這樣的詩 幷不能解决內心的痛苦。我也不是說我有多痛苦,也許說空虛更準確。而且,寫這樣的詩也寫不下去了。
從 什麽時候起,我一步步地走出了“象牙塔”?應該是,在廣闊的圖伯特游歷的經驗逐漸地改變了我;應該是,在游歷的過程中慢慢地親近佛法,才明顯地感覺到內心 一天天地充實。安多、衛藏、康的許多地方我都去過。既是游歷,也是朝聖,因爲在我心中,我把遼闊的雪域大地視爲一座天然的、巨大的寺院!當然這是最初游歷 時的動機。當我在雪域大地上走得越遠、停留越久,那種文學情懷便逐漸被歷史感和使命感所替代。也即是說,從來只是以審美的眼光看待家鄉的我,逐漸地開始以 歷史和現實的眼光來看待這塊土地上的人和事。
我在詩集《雪域的白》“我的詩美學”中寫過:
生活在飽經滄桑的西藏,沐浴西藏那在風雲變幻之中依然格外燦爛的陽光,逐漸經驗和感悟到西藏佛教的慈悲與智慧,逐漸看見和傾聽到西藏歷史與現實中的榮耀和苦難……這一切,讓我有了使命,要對這世界說出西藏的秘密。

4. 《十二月》《班禪喇嘛》以及《西藏的秘密》這三首很明顯是關于圖伯特的政治詩歌,還有包括您最近寫作的《拉薩的恐懼令我心碎,容我寫下!》《惟有這無用的詩,獻給洛桑次巴……。自從您創作詩歌以來,政治問題對您的詩歌産生了什麽樣的影響,這種影響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當您考慮寫什麽的時候,有哪些因素起作用?


我想,“十二月”這首詩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折點。這之前,我的詩是“象牙塔”裏的作品。而此時,我說過,我正在轉變當中。
我在散文集《西藏筆記》中寫過這句話:“……可是我身爲藏人中的一分子,西藏龐大而苦難的身影像一塊石頭壓迫著我的脊梁,‘光榮’和‘無爲’,我只能選擇一樣,非此即彼!” 而我所認爲的“光榮”,不只是詩人的“光榮”,更是良知者的“光榮”。
良知者是需要正視現實與歷史的,現實和歷史却是非常冷酷的。身爲詩人,在圖伯特時時刻刻感受到的是與現實和歷史之間的緊張。最終這種緊張粉碎了將我包裹的 “象牙塔”,所以在1995年12月的一天,當我就職的西藏文聯召開大會,傳達中國政府確立十一世班禪的文件時,我忍不住當場寫下《十二月》(有意思的 是,這首詩多次出現在官方出版物上,似乎無人看懂):

1、
聽哪,大謊就要彌天
林中的小鳥就要落下兩隻
他說:西藏,西藏,正在幸福
憤怒的女孩不節食
遍地的袈裟也在變色
他們說:爲了保住這條命
但那一個,呵!
滾燙的血液,滾燙的血液
誰在來世放聲慟哭?

2、
烏雲!崩潰!
這是我此刻的幻象
我也知道,此刻沉默
就永遠沉默
千萬張拉長的臉啊
請敞開心扉
那顔色尤爲絳紅的人
犧牲一次
因爲生命之樹常青
靈魂,就是靈魂

3、
更大的挫折!
萬木從未有過的雕零
小人物噤若寒蟬
那樣合攏的雙手
却被生生斬斷
要填滿鷹犬的胃
呵,一串無形的念珠
誰有資格,從肮髒的
塵世,毅然拾起?


其 實在這之後,我的詩開始觸及現實與歷史,幷有了一種叙事的風格。我在散文中寫過:“我終于明確了今後寫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個見證人,看見,發現,揭示, 幷且傳播那秘密,——那驚人的、感人的却非個人的秘密。”“讓我也來講故事。讓我用最多見的一種語言,却是一種重新定義、淨化甚至重新發明的語言來講故 事,那是——西藏的故事。”

5.中國政府查禁《西藏筆記》時,你有何感受?這件事當時讓您很吃驚,或者您早已預料到會出現這樣的事情?這樣特別的經歷對您的詩歌創作有何影響?

呵 呵,說實話,當《西藏筆記》被查禁時,我感到有點吃驚。其實我這個人在某些方面是很遲鈍的,我以爲我寫的故事會被人們理解,或者說不至于遭到被查禁的命 運,因爲我寫的是真實的故事。這表明我真的比較蠢。其實《西藏筆記》寫完之後,北京的幾個大的出版社都看過這份書稿,很欣賞我的文字,但都表示,希望我删 除某些篇章、修改某些文字,這樣的話可以出版。而我當時雖然很願意在北京出版,但我更不願意按照他們的意見來删除和修改,所以這份書稿在北京幾的個出版社 輾轉了一年多,直到2002年,送到廣州的一家有名的出版社,而我的編輯,很有趣,她覺得我的文字像詩一樣美,可是她連達賴喇嘛都不知道(當然現在不同 了,經歷了2008年西藏抗暴之後,由于中國政府的妖魔化宣傳,如今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達賴喇嘛是“披著袈裟的惡魔”),所以當《西藏筆記》被禁之後,她 很震驚,而且她被迫幾次做過檢討。
《西藏筆記》的被查禁,以及我第二年在北京出版的《絳紅色的地圖》繼續被查禁,對于我的寫作、我的人生來說,都是重大的轉折。也即是說,我從之前的無意識的真實寫作,轉入有意識的真實寫作。但沒有改變的有一點,即文字的美,永遠是我的寫作追求。

6.我最喜歡的您的兩首詩是 《德格》和《前定的念珠》,這兩首詩是獻給或是關于您父親的。他的離世對您的寫作産生了什麽樣的影響?他生前是否也同樣喜歡文學?他是否支持你選擇作家作爲自己的職業?

我的父親起初很願意我寫詩,雖然他從一開始就看不太明白。

1999年,我的第一本書——詩集《西藏在上》(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曾在我父親的墓地跟前點燃了詩集的每一頁。熊熊的火焰很快卷走了一個個黑色的字,就像是把這些字組成的一首首詩帶往了另一個世界。我知道他會欣慰,爲的是我成了公認的詩人,哪怕他不解詩中其意。
但我現在寫的詩,尤其是那首《西藏的秘密》,我父親一看就會明白。那麽,他會說什麽呢?他還會願意我繼續寫下去嗎?畢竟我走的路跟他很不一樣。
其 實後來,我父親也許已經預見寫詩的結果會使女兒變成另一個人,變成他擔心的那種人,所以他幷不願意我繼續寫詩,他願意的是我當一個記者,攝影記者,新聞記 者,諸如此類。而成爲詩人太危險了。但見我不聽他的話,只能經常叮囑我要“兩條腿走路”。這意思是說,我可以走我自己選擇的道路,但也要走社會與環境所規 劃的道路;一條腿走自己的路,另一條腿走大多數人的路。我反問過他,兩條腿走路的話,會不會有一條腿終究會折斷。他沒有回答我。
或 者,就像詩人德裏克•沃爾科特【1】所寫:“我,染了他們雙方的血毒,/分裂到血管的我,該向著哪一邊?/我詛咒過大英政權喝醉的軍官,我該如何/在非洲 和我所愛的英語之間抉擇?/是背叛這二者,還是把二者給我的奉還?/我怎能面對屠殺而冷靜?/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

我 不知道我是否已經表達清楚,反正我有太多的夢想,其中最爲迫切的一個夢想是寫一本書,在書裏,我依然是一個女兒,一個與父親情深似海的女兒。我有很多問題 想要問他,最要緊的問題是,我現在走的路,是不是違背了他?如果他還活著,會不會爲我的今天而生氣?可我又固執地相信,他說不定會爲我終于圓滿了他深藏不 露的某個願望而暗喜。

7.您認爲您的詩歌風格這些年來産生的什麽樣的變化?

這 個問題讓我想起在我最初結識我的丈夫王力雄時,他在Email中寫的一段話對我影響極大,足以顛覆我過去的那種爲藝術而藝術的寫作。他說:“西藏的現狀令 人悲哀,但對一個記錄者而言,却是生逢其時。你周圍存在著那麽多傳奇、英勇、背叛、墮落、俠骨柔腸、悲歡離合和古老民族的哀傷與希望……詩和小說可以寫, 但是別忘了把你的眼光多分一些給非虛構類的作品,那對你的民族可能更有意義。”
另外,對于我個人來說,在我以我今日的方式、風格寫作之時,我逐漸實現的是對自我的“西藏身份”的表達。而這個身份是與圖伯特的地理、歷史和文化,以及無數個博巴(藏人)的故事和身世緊緊相連的。
是 的,身份認同與個人的身世、其他人的身世乃至整個民族的身世是密切聯繫的,否則從何談起有關身份的問題?又有什麽要緊呢?而對于個人的以及其他人的身世的 重新述說,實際上也就是在恢復作爲個人和群體的記憶。記憶才是最重要的,因爲記憶乃是一個人、一個群體的存在之依據。而在不斷的竭力的記憶之時,曾經的焦 慮真的已經淡化了。可以說,如此對身世的重新述說反而是一種治療。至少對我是這樣的。

8.最近您創作的詩歌比較少,而是在博客和著作中寫了更多文章和評論,其中的原因是什麽?您還會繼續創作詩歌嗎?

我 一直認爲自己是詩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一直在寫詩。無論我寫散文、雜文還是小說,我都認爲是詩。從中文來說,詩這個字是由言和寺組成的;這也就是說, 詩人是言說者,同時也是有使命的、有美感的、有宗教情懷的言說者。所以當詩人同時成爲見證人、記憶工作者,才會是最高的言說者吧。
寫作中,靈感或者天賦是一回事,而職業化的工作方式才是一種恒常狀態。而今,我依賴的幷不只是偶爾閃現的靈光。當然,詩人有著對于美的不尋常的感受力,幷經由寫作,貫穿于所有文字中。所以我自認爲自己其實一直是在寫詩,從未錯過寫詩。
而在內心深處還有一個基于私人的理由。正如我在詩集《雪域的白》後記中寫到:
我想起了一首詩,不是我寫的,而是西藏最偉大的詩人、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寫的。我無以復加地熱愛這首詩:
寫出的黑黑小字,
水和雨滴沖沒了;
沒繪的內心圖畫,
要擦也擦不掉。


親愛的父親澤仁多吉,我要獻給你的詩,至今還在寫。因爲我渴望聽到的聲音,正在空中降落。你終究會爲此欣慰的,——當那個聲音終于落在心上,那才是真正的詩人如浴火鳳凰!

注釋:【1】這詩句的作者德里克•沃爾科特,聖盧西亞詩人,生長于英屬殖民地時代,于199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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