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30日 星期一

華人團體拜會達賴喇嘛時的會談紀錄

劳改基金会 编译
2012年3月10日
印度達蘭薩拉達賴喇嘛行宮



達賴喇嘛:

在我將政治權利移交給這位民選的領導人(洛桑桑格)到今天剛好是
一年之際,很高興與你們在此見面。特別是最近這段時間是我們藏人心裡很不安的時候,也是中國的公安們最忙碌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你們抱著有難同當,支持正義的心態來到這裡,我感到特別的高興,謝謝你們。

... 我今天不是在向你們做演講,只想給你們講講我自己的經歷。從1951年簽定17條協議時起,我就抱著漢藏人民和平相處的希望而努力著。當時包括巴塘人平措旺杰(藏人共產黨員-譯者注)在内的許多人告訴我,現在的中國不同以前了,現在有平等了,他們都抱著很大的希望。

1954 年我抱著一顆坦誠的心去了中國,見到了毛澤東和其他很多領導人,我對他們一直保持著高度的信任。1954年去的,55年返回時在工布地區的康藏公路上,遇見了從拉薩下來的(西藏军区)張國華司令員,當時我對他讲:“去年我從這條路來時,心裡是懷著強烈的疑惑而來的,現在我是懷著堅定的信任和希望返回的。”

我在北京曾經多次見過毛澤東,毛澤東對我說過有事可以直接聯繫他本人。到1957年左右時局越來越糟糕,我就給毛澤東寄過至少兩次信,但是沒有任何回應。1959 年3月10日事件發生一直到16日,我都在盡力而為,當時羅布林卡來了很多藏人,我勸告他們別待在這先各自回去,讓事件稍微消停一下,盡了我的努力。我也給(西藏军区)譚冠三政委寫了幾封信。但是後來情況越來越糟糕,藏人也不聽我的勸告,中國方面卻在不斷的準備軍力,所以在3月17日晚上我就逃離了。但是我當時逃離羅布林卡時還抱著到了山南再和他們談談的希望。可是17日我走之後,20日早上羅布林卡就被大炮轟炸了。這樣我就流亡到了印度。剛到印度的幾年時間用在安置流亡藏人的事務上,那時候洛桑桑格(西藏總理)還沒出生,你是六幾年出生?

洛桑桑格:68年。

達賴喇嘛:


68年出生,然後在印度讀書,現在是我們的政治領袖了,在政治上他在我上面,是我的領導,但是在宗教上還是我,我比他尊貴多了。在他上台就任時,我就對他說以後我要對你的藏文程度進行考試了,比起去年他今年進步很多了,今天的藏文演講講的很好。

1974年,我記得就在這間房裡,我們開會談到遲早我們需要和中國政府談判,也只能通過談判來解決西藏的問題。因此如果我們只是談獨立那就不會有結果,所以一個對雙方都有互利的中間路線政策就是在這間房裡於74年決定的。

像他(吳弘達)那样堅持支持我們西藏獨立,哈哈哈。如果從西藏的歷史來講,在宗教,文化,語言等方面我們絕對是有權利獨立的。但是時代在變化,而我們西藏的物質發展又極其落後,所有藏人都願意有進步發達的物質條件。因此,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對我們的物質進步是有利的。對於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能夠讓自己的語言,文化,宗教等方面設法恢復,盡力保護和發展,這才是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的。像你們台灣,在經濟上不也是非常依賴中國嗎?

當時74年的時候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後來在1978年底,北京通過甲洛頓珠(達賴喇嘛的二哥)表達出示好的跡象,甲洛頓珠專程來我這匯報,當時我在印度一個叫崗布的地方,甲洛頓珠就專程來問我中國有這樣一個意思,我們該如何?我立即回答他說一定要去,當時我們已經做好了心裡的準備。他去後就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他說:“除了獨立,我們甚麼都可以談。”以此為基礎就有了後來去中國的參觀團。直到2010年一月份的接觸是最後一次。雖然中間有時聯繫中斷,但是後來又接上,總之從2002年以來總共進行了9次談判,但是沒有取得任何的結果。

在這麼多年裡,我對共和國這個“共和”很感興趣,如果能有一個平等的共和國,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同時為了實現這個“共和”,我經常呼籲漢藏大團結,誠心誠意的在做。對此在藏人內部出現了一些反對的聲音,在支持我們的朋友中也出現批評的意見。但是,中國政府對我們誠心提出的建議卻一點都不在意。

在西藏開始就有很多的困難,特別是在陳奎元任職期間,被藏人形容成幾乎和文化大革命沒有區別了。因此2008年發生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和陳奎元(西藏地区党委书记)的政策是有關聯的。之後來了一個叫張慶霖(西藏地区党委书记)的,又同樣實施強硬政策,越來越糟糕。最近這位新來的官員更說出要戰爭的話語,表現的都是非常的強硬。同樣中共中央統戰部更把我說成是魔鬼,我也開玩笑說:“是,我是魔鬼,我頭上有角,哈哈!”這些做法簡直像小孩子一樣,要不就是醉鬼的話。總之這些政策對中國政府只會有害不會有任何利益

之前對中國革命抱有信心和希望的藏人們也都改變了看法。前不久我見到一位中國的退役軍官,他對我說:“以前在中國解放軍裡的軍長,師長等都是立過戰功的英雄,現在幾乎都是花錢買來的。”因此現在的情況非常的可悲。最近又在說要取消民族自治,兩年前提到藏區學校裡的課程都要以中文來教育,藏文只能做為一個語言課來學習,這些都是讓現在稍微餘留一點的民族特色完全消滅的政策。如果繼續這樣,西藏人的思想也會越來越堅定,藏人是不會低頭的。可是這樣強硬對抗吃虧的還是藏人,很多藏人會付出生命的。前段時間在日本我見到幾位中國朋友,是一些重要人物(和中國高層有聯繫-達賴喇嘛中文翻譯所講),他們專門來和我見面,又問到我的想法是甚麼?我說:“如果我說實話你們可能會不高興,假話我又不會說,乾脆閉上嘴巴最好。”

你們大家做為華人,又能知道所有情況,因此把你們所了解到的真實情況盡力告知你們的華人朋友,努力讓中國的民眾知道真相是最重要的。要不他們真的很可憐,中國的佛教徒經常來見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有,他們見到我時很多人哭著要我不要忘記他們,我说我們同樣都是佛教徒,在宗教上是不分民族的,我雖然經常這樣對他們說,但是心裡還是會想在中國政府的大力宣傳下,多數的中國老百姓是如何看待我的?也許在他們的心裡會認為我是一個反對中國人民的壞蛋吧?為此我感到有點可惜和失望,也意識到我想要去中國的大門看來暫時是要被關上了。

就我個人而言在印度非常的安樂,去美國也有很多朋友,你們都知道我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朋友,在台灣雖然最近政治上有些麻煩,但是我也有很多朋友。由此看來共产黨以為抹黑了我就會讓我在國際上被孤立的想法是錯誤的,恰恰相反中國政府越抹黑我,同情和支持我的朋友反而越來越多。去年有一位中國的知識份子,好像是位作家,他以前去過西藏,在和我見面之前他又專程去了一趟西藏,他對我說在拉薩大昭寺看見藏人們在虔誠的祈禱禮拜,中國軍警卻全副武裝的用很嚴厲的表情面對著虔誠的藏人,到了八角街看見藏人們虔誠的按宗教傳統在右轉,可是中國軍警卻故意左轉,其實真正搞分裂的是他們那些軍警。

以上是對你們做的一個匯報。現在你們有甚麼問題就講,有建議也講,有批評更要提出來,以前毛澤東講過不接受批評就如同魚離開了水,現在共产黨不信這個,可是我信。

吴弘達:

我還是用中文講吧,“放棄幻想,準備鬥爭,”這一次我來,我想講的就是這個,“放棄幻想,準備鬥爭。”

不能把中共做為一個穩定的,鞏固的政權來對待它,中共正在发生非常大的變化,西藏的獨立很快就會實現。

達賴喇嘛:

獨立,獨立。哈哈……

吴弘達:

我的年紀比他們都大,我不代表他們的觀點,我說我的觀點。

達賴喇嘛:

自由發言,用中文他們也能聽懂。

吴弘達:

1959 年9月份,就是您離開西藏半年的時候,中國做出了一個(有关西藏的)展覽會,說達賴喇嘛是叛匪頭子,而且展覽当中有說是人皮做的燈,還有貴族踩在農奴的身上,反正就是說(西藏)殘暴,野蠻,落後。當時我已經被打成右派,已經是共產黨的敵人了,幾個月後他們就把我抓起來了,但是我當時就覺得共產黨應該解放西藏,解放!因為西藏太落後了,这是我看了這個展覽后的结果。

達賴喇嘛:

是。

吴弘達:

1959 年是我第一次知道西藏的情況,我就認為共產黨應該解放西藏。所以您逃出去,说您是叛匪頭子逃出去了。之後我在勞改隊,我甚麼消息也沒有,我的父親死了,我的母親也死了,我弟弟也死了,19年來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一直到1979年我被放出來,我才知道我要爭取自由。後來1985年我就到了美國。85年我到了美國後我見過很多西藏人,他們很窮,但是很誠實,我沒有見過西藏人偷東西,抢東西。這是我自1959年以後,到重新獲得自由,我才開始注意西藏。西藏以前有自己的軍隊,有自己的稅收,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領袖,但是好像沒有一個好的外交政策。

達賴喇嘛:

這個是。

吴弘達:

後來在美國聽到達賴喇嘛講他到北京去,怎樣跟毛澤東,怎樣跟周恩來這些人講,認為他們是很好的人。我就覺得達賴喇嘛可能太天真了,也可能是因為宗教的信仰,您總是要對別人好。到了1980年,八十年代後您又相信鄧小平說的話。但是我跟您說一句話,共產黨您沒法信,共產黨沒有可以相信的。

今天桑格(西藏总理)的講話前后矛盾。他講到一個原則;“1949年中國侵入西藏,”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因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然后又講到目前的中間路線,說我們希望怎麼樣,難道您是希望在共產黨的底下說:“ok,給我一點自治權利,我可以做甚麼事情?”第一,這個不可能。第二,這個不現實。尤其現在,中國共產黨正在巨大的變化,就像蘇聯共產黨已經沒有了一樣,難道您還要期盼這個政府給您自由嗎?

我想應該是到了一定的時候了,講我是一個獨立的政體,一個獨立的國家了,我不是中國的一個部份,我從來就是這樣的。

吴弘達:

如果这真是一個流亡政府,那么您是流亡政府的總理,您有流亡政府的議會,您有流亡政府的各個組織,您就告訴全世界,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所有國家,我是個流亡政府。我有一天我要回到我的國家去,就是我的西藏。今天可能不會有人支持,明天也可能不會有人支持,但總有一天全世界一定會支持。您一定會回去的。這是大家都有的想法。今天我看見那麼多的西藏人,和那麼多的小孩,他們不是中國人,他們和中國沒有關係,他們不希望在印度。總有一天他們會回到西藏去的。在您(桑格)的領導下。不要再講中間路線了,共產黨長不了。

達賴喇嘛:

我們的情況是這樣講的,49年入侵西藏,因為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我也用入侵這個詞,用入侵強佔來解釋。但是由於時代的變化,如果將來中國政府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自治權宜,世界都在變化,我們也願意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内。我經常提到如同歐盟,各國不是那個國家棣屬於那國,而是為了共同的利益著想。你說的很對,我們六百萬藏人在心裡誰也不會覺得自己是華人,中国的華人就是中國人,誰也不會認為自己是華人。但是說到共和國就可以由不同的民族和原來不同的國家來組成。

以前阿沛有講過,我們第一次去談判時,他说:

“你們要記住在歷史上西藏政府管轄的區域從來沒有向中國政府交過稅,這個你們要明白。”

比如印度,我也經常向華人解釋,有自己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不一定就要分離,如同印度東南西北各地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字,但是都能平等民主的相處在一個國家裡。因此真正的分不分裂實際上是取決於中國政府的。真正平等的兄弟民族是可以和平相處的。如果哥哥整天欺負弟弟,弟弟也會呆不下去的,哈哈哈。

李晓蓉:

達賴喇嘛之後,如何繼續保持西藏問題在國際和漢人中得到的支持?

達賴喇嘛:

我們去年移交權利的原因就在你剛剛提到的問題,我個人覺得在我健在時把我自己的權利平穩的移交給民選的領導人是很重要的。就宗教方面來講,從西藏的各個教派已經出現了許多二十到三十岁左右新一代的神職人員,他們在學問和修行等方面都很優秀,完全可以勝任宗教領袖,我感覺已經很穩妥了。如同他(吳弘達先生)所說的,現在年輕一代的藏人,就算是出生在國外,也對自己藏民族的觀念和宗教文化越來越關注了。以前在六,七十年代很多藏人認為西藏的宗教沒能拯救西藏而忽視了西藏的宗教,現在相反開始越來越重視了,那時的年輕人手上拿念珠的很少,現在也越來越多了。

《參與》主編蔡楚:

我想請教達賴喇嘛尊者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有一種说法,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實現以後,公民社會就會隨之而來,您對中國大陸現在堅持推進宗教自由的年輕一代,比如說郭佳,鄭金燕,昝愛宗,王怡以及唯色,您怎麼樣看待他們?第二個問題就是請問尊者,對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發展有甚麼瞻望?謝謝!

達賴喇嘛:

我對所謂的宗教或者法的解釋是,保持一個善良的心態,不要傷害到他人,做一個誠實的人,離開這些就算你整天在那裡念經也是沒意義的。我開玩笑對藏人們讲:“ 你們每天念誦嗡嘛呢唄咪吽六字咒文,當要趕時間時就念成嗡嘛呢,嘛呢,嘛呢,慢慢的發音就變成money, money, money。”對華人我也常說光是念阿彌陀佛是不夠的。所以說如果離開了道德,善良和誠實,看看現在的中國都成了甚麼樣?遍地貪污和腐敗。同樣對印度人我也經常說:“你們既然信仰宗教,就要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要公正,善良,不要傷害別人,如果不注意這些,心裡只想著錢,那就不是宗教了。”現在印度的貪污腐敗也很嚴重了。一般來講,藏人社會相對起來比較和睦和安定,這主要就是有宗教的原因。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我們需要提升沒有宗教因素在內的好品德,如同那本書《世俗的道德》裡寫的,希望能夠翻譯成中文,好像已經有人在翻譯了。

有很多人問我有沒有覺得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糟糕?我從整體來講世界應該是越來越好了,二十世紀成為了一個血腥屠殺的世紀,二十一世紀一定可以建立一個和睦的社會。你們年紀大的可能看不見了,我也看不見,但是三十岁,二十岁以下的年輕人也許能夠看見一個祥和的世界,當然這是要靠努力才能實現的,主要還要俱備廣闊的思想。年紀大的人要把至今我們所犯過的錯誤和所作的不足之處告訴年輕人,對不對?

大家:對!

另一位女士:

達賴喇嘛尊者曾經講過,促進共同的利益可以取得世界的幸福與和平,請問西藏和中國有沒有共同的利益?怎樣才能讓雙方認識到共同利益?

達賴喇嘛:

當然有共同利益!首先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目前在經濟和科技領域都在發展,按道理中國應該在世界上俱備真正有貢獻的力量,但是現在在國際社會上提到中國時,卻讓很多國家覺得不可信任。比如日本,韓國,還有越南,越南雖然是個共产國家,但是對中國還是保持著懷疑和防備。再過來是馬來西亞,印度,所有中國的鄰居國家都對中國感到懼怕,這就是中國在國際上不能做出真正貢獻的緣故。失去了信任你如何去做貢獻?以前我對華人朋友也講過,中國有權利成為強國,也有這樣的目的,這種權利真的可以俱備。成為一個強國所要俱備的人力,軍力中國都俱備,財力上那是幾年前,中國正在發展,現在也開始俱備,唯一不足的就是別人的尊重和信任。

我經常對華人朋友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三億人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知道真相後才會有分辨好壞的能力,所以在訊息上的控制是不道德的。比如西藏問題,我認為如果中國人民知道事實的真相,那問題就很容易解決了,就像他(吳弘達先生)剛剛所說,開始的時候也許對中國政府的宣傳有點相信,可是當知道真相後想法就會改變的。我記得好像是在九零年,我在哈佛大學見到一些中國的知識份子,包括一些參與八九天安門民運的學生,當時我把我們這種能夠互利的中間路線政策向他們做了一個解釋,聽完後他們說,達賴喇嘛剛剛講的這個解決西藏問題的政策,如果有機會讓所有中國人民都知道,相信所有中國人民都會支持的。還有最近從北京收到的一封信裡也寫到,以前只知道達賴喇嘛是位喇嘛,也是一位分裂份子,你(對中文翻譯官)來講講那封信。

中文翻譯官:這封信來自中國大陸,是位研究生寫的,他在五台山遇見一位西藏的法師,他本人當時對達賴喇嘛和達賴喇嘛的立場不了解,但是這位西藏喇嘛告訴他達賴喇嘛不主張獨立,而是爭取中間道路時,他覺得達賴喇嘛的這種想法如果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的話,那麼解決西藏問題也好,解決現在這個複雜的問題都是非常有幫助的,而且大家一定會很支持的。

達賴喇嘛:

在這上面還需要補充一點的就是中國的法律制度需要達到國際標準。如果在訊息上不加以控制,然後司法制度也達到國際標準,那麼從中國的利益來講,那麼多億的中國人民一定會從中獲益的。所以如果了解真實情況,那麼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西藏問題也就很容易解決了。然後在國際上對中國的信任也會隨之提高,這對中國一定是有利的。從中國政府本身情況來看,目前在維穩上的開支好像比國防開支都大了,實際上這是一件很可恥的事,好像真正的敵人就在裡面的感覺

薛偉: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剛才這位女士提的問題,您沒有回答我感到非常的困擾,就是最近藏人自焚的問題,這個問題一方面表現了藏人的決心和勇氣,爭取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但一方面卻犧牲了不少無辜的生命,我們感到非常的痛心。然後問題就是,如果我們要求達賴喇嘛出面來呼籲他們停止自焚,又擔心共產黨说他們聽達賴喇嘛的話,那麼自焚是達賴喇嘛製造的,我們又不好這麼的跟您說,也不好這樣的跟您呼籲。但是您不呼籲,這樣自焚下去,那麼無辜的生命犧牲太多,又應該怎麼辦?所以我希望您回答我感到非常的困繞的问题。

達賴喇嘛:

這個確實如此,我在之前這些情況剛發生時就感到很可惜,那時剛好遇見一位BBC的新聞記者採訪,他突然就問了我這個問題,我回答他:“這是很可悲的事情,雖然他们是很勇敢,但是我從來沒有鼓勵他們這樣做,這樣的行為能有多少收穫目前還是個疑問。”之後我就再沒有做任何評論了。就像你所說,如果我說他們的這些做法是錯誤的,那麼那些犧牲的藏人的家人會因為覺得這件事達賴喇嘛不滿意而感到後悔,但是讚揚他們做得對也不妥,真的很難辦,最好甚麼都不說了。另外這也是政治問題,所以很多問話的人都把它政治化,我現在已經從政治上退出了,因此最好不去多說甚麼了,在政治上我會像已經死亡一樣,以前我也講過,我有三個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促進人類的道德和宗教之間的和諧,這方面我會努力一輩子,但是政治的責任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卸掉的,講過多次,那麼在去年就把政治權利移交了,如今在政治上我會像死了一樣。如果魔鬼死了那它的魔力也就沒了。哈哈!最近有些華人說希望我能去中國,我開玩笑說:“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去的話,魔鬼在機場就會被鐵銬銬上,然後關進魔鬼的監獄裡去。”

吴弘達:

應該講溫家寶說的話,才是魔鬼的語言。

達賴喇嘛:

這個我今天早上才知道,在早上的演講裡才聽到。當我聽到這話時,馬上讓我對以前溫家寶多次講到民主和自由的話感到有點懷疑了,可能他讲的那些話也是謊言吧?之前我還覺得溫家寶做為總理講到民主和自由很好,我還對一些華人朋友說溫家寶有講民主和自由,做為總理這很好,如果總理做得不好你們也可以換掉他。你(對吳弘達先生)覺得溫家寶是個怎樣的人?

吴弘達:

溫家寶是個共產黨員!

達賴喇嘛:

共產黨員!哈哈!平措旺杰也是共產黨員,但是是位非常好的人,平旺同志。

吴弘達:

對平旺同志,您問過他:“你的“社會主義”在那裡?他沒有回答您。”

達賴喇嘛:

這是真的,那是以前我們在西藏時,我也覺得社會主義很好,很嚮往社會主義,對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也很有好感。後來好像在九幾年有一次平措旺杰在國外的機會,我們通了電話,我就問他現在社會主義怎麼樣了?他沒辦法回答,我只是在那哈哈大笑。我在北京的時候(五十年代)我還要求加入共產黨。

吴弘達:

根本沒有聽說過。

達賴喇嘛:

哈哈!但是,我講的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列寧主義,列寧主義完全是主張集權主義。

吴弘達:

毛澤東思想呢?

達賴喇嘛:

毛澤東思想剛開始在延安時好像還不錯,後來在掌權後完全被權力破壞了。

吴弘達:

對不起!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達賴喇嘛:哈哈哈!

張曉剛的提問,談高壓政策。

達賴喇嘛:

先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就現在的情況用武力鎮壓是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我也支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以前胡錦濤提出要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時,我覺得很好也完全支持。但是達到和諧最主要的因素來自於信任,而取得信任最大的障礙就是恐懼,因此用武力的強制鎮壓是永遠達不到和諧的,所以現在用建設穩定,和諧等謊言,卻只是用武力來鎮壓的政策是百分之百不會有好的結果的,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所以說達到信任的一個方式就是我們在自由國度裡的漢藏之間的交流,這很重要。

還有像回族,以前有一些回族他們提出要用暴力手段來爭取獨立和自由,後來和我見面時,我建議他們不要那樣,要用非暴力的方式,如果我們獲得一個真正的自治,是可以考慮的。一些回族朋友聽後都因我的建議很好,並且慢慢轉變了他們的想法,因此見面會談很重要。

你(張曉剛)說的很對,我以前與一些華人見面時,剛開始他們的表情像生氣一樣,等慢慢交談以後他們就開始露出笑容了,然後還會對我鼓掌,那些人剛開始時也不鼓掌歡迎,而是很嚴肅的坐著。

另外你們華人内部的團結也是很重要的,把你們的力量匯聚在一起,在天安門民運發生後,我第一次見到他們(八九民運人士)時就說:“現在我們是流亡者的前輩,你們是後輩,我們比你們有經驗,要達到我們的目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們不能灰心喪氣,應該團結一致,這非常重要。”我覺得首先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努力要求釋放劉曉波,他是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全世界都在關注,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也都在為此努力,如果華人們也都為此一起努力,講民主自由範圍比較大,先解決劉曉波這樣的個人,特別是劉曉波是和平獎得主,在這上面應該一起努力。

韋石:

對苦難民眾有甚麼建議?如果中國民主了,藏人有權投票自決,你是否放棄中間道路?

達賴喇嘛:

2008 年的事件(3.14事件)發生後,我在歐洲和澳洲專門接受了一些中文媒體的採訪,包括新華社,當時有人提到這些問題,我對他讲:“在我還沒回答你的問題時,我先請問你,我所講的話在你的新聞報導裡能否完整的報導出來?”如果不能公開發佈出來,那就等於只是在摸我的底沒啥意思。所以說現在通過網絡,你們有知識的華人和我們見面之後,盡力把真實的訊息傳達到中國境內,這是你們的責任。

像你們在台灣,我的很多書翻译成中文的都有出版,這些就努力多銷售一點,在台灣很多來旅遊的中國人,很多知識份子,讓他們知道真相很重要。我在台灣有位朋友,兩年前我問他,中國大陸人來到台灣第一次看見台灣的情況後有甚麼想法?我朋友回答說:“很多大陸來的人在台灣一段時間後,都說在這裡心裡不用害怕恐懼,很舒服,以後要考慮搬過來住。”所以他們應該知道真相,很多中國大陸的人來到達蘭薩拉,與藏人相處之後也覺得很開心。因此我們努力讓他們得知真相非常重要。
另外你們如果能够聯絡得上,在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地有很多中國留學生,與他們聯絡並對他們做一些解釋很重要。我們不只是希望現在中國當權官員的想法能夠改變,更重要的是在新的一代。

達賴喇嘛:

現在回答你(張曉剛)的第一個問題,我平常這樣講,西藏有個諺語说“一藥能治百病。”我對很多朋友說這一藥能治百病的一藥就是中國成為民主,這一藥能解決中國上百的問題。中國如果實現民主化,那周邊國家也就不用恐懼了,大家的關係會越來越好,中國人民也會很幸福,才會真正的進步。到了那樣一個時刻,藏人如何抉擇就取決於那時的中國政府了,中國政府如果是個有平等,自由,和法制的話,出於互利的想法,我覺得我們藏人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利益會更大。

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中國人寫來的,他说他以前去西藏時藏人都表現的很友好,最近在2008年後再去西藏時所有藏人的表情都已經變的不一樣了。我們漢藏之間上千年的友誼在共產黨統治的六十年裡幾乎被毀掉了,很讓人心痛。他們雖然不是故意這樣做,但是主要原因是因為太無知,思想太狹窄而造成的。就如你(吳弘達)剛剛講的,我的頭腦是比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們的頭腦還大。哈哈!所以將來會發展成怎樣還是取決於人數眾多的那個民族。比如說在西藏修鐵路(青藏鐵路),很多藏人都不歡迎,我們的很多朋友也對此持懷疑態度,但是我是持支持的態度,因為要想在物質上有所進步修建鐵路是很重要的。可是在鐵路建成後江澤民卻說修建鐵路的目的不只是在經濟上,更主要還是在政治上的考慮。所以如果是出於對西藏方便鎮壓的考慮就很不好了,鐵路本身沒錯,只是使用鐵路的人的政治目的有問題。我是這麼想的,要是將來西藏在經濟上發展到很好的水平,在宗教,文化以及環境都能夠很好的受到保護的話,我以前在這間房裡對幾位印度的記者也講過,以後西藏的國防和外交就由中國中央政府來管理, 如果和印度的邊界上發生爭執,開槍的就不是藏人而是漢人。哈哈!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不注意的話,我們在座的所有人的命運都是坎坷的,自己如果注意的話命運中的坎坷也是可以解決,可以邁過的。在印度的許多宗教裡不承認造世主,特別是釋迦摩尼佛教導我們,自己才是自己的救護主,自己如果誠懇,公正的對人幫助的話,自己的今生和來世都會很幸福的,因此自己的將來在自己的手上。那麼將來你如果想要得到一個幸福的人生或者好的來世的話,就多做善事,保持善良的心態。

在人類社會思想的改變應該先是需要由個人來引導的,每個人都希望有個好的轉變,但是光靠祈禱變好是不够的,必須要付出努力和智慧。從每個人開始,盡力的對別人做出幫助,幫助他人提高教育。我對歐巴馬也提到,和別的認識的人也說過,中國的那些強硬派官員的大腦裡好像缺少一種叫(Conscience -良心)的細胞,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慢慢讓他們增加一點這種細胞。比如說你一人,你是做甚麼工作的?

XX:我是做貿易的。

達賴喇嘛:

做商人可以結交很多人,也許商人比著書的作者認識更多的人,每個人在自己的工作範圍裡用不同的能力去幫助別人,作者通過寫書和演講來教導別人,商人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客户,比如在商店裡放一些宣傳單來幫助人,也可以在店裡貼一些寫著公平,透明的標簽也不錯。我們共同的目標裡每個人都利用自己不同職業的環境和能力去努力,我是這麼想的。總之我們堅決不能失去信心。我從十六歲就承擔了政治的重任,直到七十六歲才把政治權利移交到民選的領導人手上,經歷了很多困難,但是我從來沒有氣妥。我之前對一些華人朋友說:“我們西藏人的鬥爭是正義的力量和武器的力量之間的較量。像你們這些進行民運活動的人士也是在進行正義的鬥爭,因此你們也俱備正義的力量,對方俱備的只是武器的力量,武器的力量在暫時看來是很有力的,但是從長遠來講,正義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強大。你(吳弘達)在這裡是長者,對此你贊成嗎?

大眾:哈哈哈!

達賴喇嘛:

你(吴弘達)講到西藏要獨立,我在和倡議西藏獨立的青年們見面時也告訴他們,你們有權利講你們的主張,這沒有錯,我們提出的中間路線是解決現在這個現實的困境,讓雙方都能獲益的一個辦法。你講的也是我們的一個權益,也應該講。所以說很多中國人以為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份,感覺西藏人反對中國是很不應該的,我們對西藏做出了極大的幫助,西藏人反而不知感恩。可是我們藏人的想法完全不同,就像你剛才說的,我們有不同的語言,文字,習俗,地域都不一樣,如果大家真正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話,才有可能和睦相處。相反如果用歧視,對藏人喜歡的宗教等反對的話,比如今天演講裡提到的,在寺院裡對於自己敬仰的上師像不可以懸掛,相反卻要掛上和自己沒啥特別關係的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的相片,這難道不是故意在人的心裡製造不安嗎?一點都沒意思。所以說像他(吳弘達)那樣對華人朋友們更多的講出西藏以前的真實情況很重要。謝謝!

──《观察》首发

2012年4月29日 星期日

埃米利·T·叶(Emily T.Yeh):“恐怖主义”和标签政治


作者:Emily T.Yeh埃米利·T·叶),科罗拉多博尔德大学地理系
译者:傅春雨 @boattractor_cj
文章来源:《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学刊特刊
标题:On “Terror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aming
时间:2012年3月24日
原文网址:http://culanth.org/?q=node/533
“尽管我理解他们的绝望,但这样的自我戕害是完全背离佛教基 本教义的。”一位经常去西藏旅行的美国朋友如是评论道。他的说法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情绪。中国政府也作如是争辩。究竟该怎样看待藏人自焚?许多人不禁要追问 (不同于自杀炸弹攻击曾被本能地,当然也是错误地,认为渊源于伊斯兰教)一个最首要、最根本的问题:那些自焚者是否背离了他们信仰的宗教?认为背离了的观 点最近引起许多学者的争论,尽管在西藏并无先例,但自焚作为一种牺牲奉献,或更为广义的,为崇高事业而自我牺牲,在佛教上却是有悠久历史的。
在双流机场,我告诉出租车司机要去武侯祠(在成都的一个藏人聚居社区附近)(原注1) 一个我常住的旅馆,“别去那儿,”他立即劝道:“那儿不安全,实话告诉你,满街都是藏人,到处都是警车,没好处。”他试图说服我去别处,我不肯,他则不再 说话。当我们来到武侯祠附近,他指着路边一辆又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看见了吧?”对我说道:“跟你说了的。”“但是,怎么个不安全?出了什么事呢?”我 问道。“这条街都是藏人,”他回答,仿佛这就是充足的理由,“谁知道呢?你明白,他们有枪和其它玩意儿。”
这些自焚者在什么程度上,希望人们把他们的行为理解为政治抗议或宗教献身?他们是受到“阿拉伯之春”的鼓舞而行事?还是在效法释广德( 译注1)的自焚?他们知道这些事件吗?或许,他们是在有意识地寻找、创造一种新的,不同于2008年发生在西藏的抗议形式?这些问题值得提出。但同时也应意识到,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个人自焚行为(的动机)是很难彻底搞清楚的,这不仅因为目前广大藏区处于隔绝状态,而且也因为自杀本身的特性所限。
藏人对自焚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一位学者评论说。“人些都疯了,政府也疯了。我们再也不知道该怎么想,该怎么做了,”一位当地的知识分子,也是广受尊敬的僧人对我说。另一位藏传佛教的学者悲伤地评论说,他认为新的噶伦赤巴(译注2) 称自焚者为藏人英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谁也不知道最初几起自焚事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但现在人人都在说他们是英雄。他们以为他们在做事情,但现实的结 果却是原来仅剩的一点空间也被堵死了。”但另一位观察者却这样说道:“他们给了我们勇气。谁也不会认为自焚会马上会给我们带来独立。但这种方式能让世界了 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世界知道真相。”所有人都同意一点:不管怎么说,近期发生的事情和眼下当局在藏区实行的统治方式脱不了干系。
与其再进一步探究自焚者的确实动机,我更宁愿分析这些事件是 怎样被不同方面定位、看待的。尤其是,我特别感兴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给这些行为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我必须明确声明:我不认为自焚是恐怖主义行为。既 然这种行为不会给其他无辜者带来任何伤害,为什么会被如此标注呢?一个显然的答案是,正如斯图尔特·埃尔登(Stuart Elden)所指出的,“恐怖”和“领域”之间的关联绝非偶然(译注3)。要维持一个边界之内的领域需要不断的运用威慑。几乎所有是被美国国务院列出的恐怖组织都是自有其宗旨的活动团体。在美国,这些团体为维持其信条所界定的领域而行使的权威,分割了美国政府之领域的权威。同理,“反恐战争”(Elden, 2007, 以及现在中国将藏人自焚标注为“恐怖主义”都表现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权威分割,产生了各自分裂的目的和不同的方法。在这种新的架构下,政府将任何视为对其领域权威的挑战,无论其方式和实际影响是否伤及他人,一概宣布为“恐怖”活动。
“看看这地方,”他说道,“这不是武侯祠(Wuhouci,这简直就是武警祠(Wujingci 原注2)。你可以在这里检阅所有类别的人民武装警察,以及他们的各种武器装备。”政府如此不加掩饰的紧张、担忧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很少人庆祝洛萨(译注4), 干部,单位职工和大专院校被要求购买烟花爆竹以制造节日气氛。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繁华大都市城区一角的气氛却仍然像是被占领的巴格达。不准拍照。每隔 一百米就有闪着警灯的车、保安的小车、面包车和大巴士。制造欢乐气氛的念头终究还是敌不过更强烈的、以安全为名而实施强压的思维。
比恐怖和领域的联系更直白的事实是:国家-政府不容许自杀,只容许处死。正如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所提示的,个人没有权力自杀,只有政府(和上帝)才能授予人们被处罚(或处死)的权力。因而,未被国家-政府所批准的死亡,“一个不受胁迫的自我能够挑战体制的惩诫权威的场景”(Asad, 2007:91),显得很具威胁性。自2008年以来,在所有藏区实施的封锁已经宣判了所有藏人一如既往的有罪,将他们置于一个“乱世用重典”的特区;在这个特区中,重典的力度就是一切,根本无需区分什么是犯法,什么是冒犯权威(Agamben, 1998:27, 32)。这更加彻底地剥夺了藏人政治表达的权利,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很早以前所指出的那样,该权利是人之可能成为独立个体的根本基础,而只有能够成为独立的个体,人才称之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焚就是在(如前面所说的) 封锁状态下重申自己的个人主权。一个生物学意义的生命奉献于一个政治生命的宣言。正是这种含义的现实性,吓得政府赶紧去强化它的领域权威。
原注:
1:四川首府成都既是进入川西北藏区的门户,也是去到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拉萨的重要交通枢纽。
2:武警(Wujing,汉语拼音)是指人民武装警察。武侯祠(Wuhouci, 汉语拼音),纪念武侯的祠堂,是成都一个藏人聚居的社区。
参考文献:
乔治·阿甘本(Agamben, Giorgio, 1998, “神圣的人:自主之权威”(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塔拉勒·阿萨德(Asad, Talal), 2007. “论自杀炸弹攻击”(Asad, Talal. 2007. On Suicide Bomb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斯图尔特·埃尔登(Elden, Stuart),2007 “恐怖与领域”(Elden, Stuart. 2007. Terror and Territory. Antipode. 39(5):821-854.
译注:
1:释广德(Thich Quang Duc  ),前南越和尚,1963611日在西贡(现胡志明市)闹市自焚以抗议吴庭艳(天主教徒)政府对佛教的歧视政策。他自焚的照片在西方引起极大关注和同情。后来有更多和尚效仿自焚,引起南越政局恶化,西方对吴庭艳政权的反感,并最终导致吴庭艳在政变中身亡。
2:噶伦赤巴:藏语,即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或首席部长。
3:英语“恐怖”(terror)和“领土,领域”(territory)源于同一拉丁词根terr
4:洛萨(Losar):藏语,藏历新年。
On “Terror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aming
Emily T. Yeh,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
“While I understand their desperation, this kind of self-damage seems a very far cry from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Buddhism,” observed an American acquaintance who frequently travels to Tibet. His is a common senti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kes this argument too.  What is it about Tibetan self-immolation that leads—in an inverse of suicide bombing, reflexively and incorrectly read as a transhistorical Islamic act—so many to question first and foremost whether those who have engaged in it have turned against their own religion?  Such claims have led numerous scholars to argue recently that, though unprecedented in Tibet, self-immolation as sacrifice and more generally, self-sacrifice for a noble cause, has a long history in Buddhism.
I gave the taxi driver at Shuangliu airport the name of the hotel in Wuhouci, the small Tibetan neighborhood in Chengdu [1],  where I often stay. “Don’t go there,” he immediately advised, “The security is bad.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That entire street is full of Tibetans. Everyone there is a Tibetan.  There are security vehicles everywhere.  It’s no good.”  He tried to persuade me to go elsewhere and fell silent when I refused.  As we arrived, he pointed out the police car with flashing lights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then another, and another. “See?” he said, “I told you.” “But why is the security bad? Did something happen?” I asked. “This whole street is full of Tibetans,” he said, as if he had offered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Who knows? You know, they have guns and stuff.”
To what extent do those who self-immolate mean for their acts to be understood as political protest and/or religious sacrifice? Were they inspired by the Arab spring? By Thich Quang Duc’s self-immolation? Did they know about these? Or rather, were they deliberately and crea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form of protest different from those that transpired in Tibet in 2008? Such questions should be asked.  But at the same time, individual acts of self-immolation are in a sense ultimately unknowable, not only due to the sealing off of many Tibetan areas at present, but also due to the very nature of suicide in general.
Tibetan reactions vary.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method,” remarked one scholar. “The people have gone mad. The government has gone mad. We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or do anymore,” a local intellectual, a respected monk, told me.  Another, also a learned scholar of Tibetan Buddhism, remarked sadly that he thought the new Kalon Tripa’s calling them Tibetan heroes played a role. “Who knows wha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ose first few individuals’ actions were, but now everyone has spread the word that they are heroes. They think they are doing something, but all that is happening is a closing down of what little space remained.” But another observer says, “They’ve given us courage.  No one thinks that self-immolation will lead immediately to independence. But this is a way of letting the world know what is happening, so that the world can see the truth.” All agree that, whatever else, the recent events can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forms of governance currently in place in Tibetan areas.
Rather than probe further into motivations, I look instead at how the acts have been interpreted. In particular, I am interested in why the state labels these acts of terrorism.  Let me be clear that I do not consider self-immolation terrorism.  Why, given the absence of any harm to innocent others from these acts, are they thus labeled? One obvious answer is that, as Stuart Elden has pointed out, the linkage between “terror” and “territory” is hardly coincidental.  Maintaining bounded spaces of territory requires the constant mobilization of threat.  Almost all groups o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list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re self-determination movements. Just as the tenet of territorial preservation of existing boundaries has become split from internal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and by the U.S. War on Terror (Elden, 2007), the labeling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 as “terrorism” in China today performs another kind of splitting of sovereignty, creating a disjuncture of methods and aims.  In this new formation, the state declares a form of terror any perceived threat to stat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regardless of its actual methods or effects vis-à-vis harm to others.
Look at this place,” he said. “It’s not Wuhouci. It should be called Wujingci.[2]  One can survey all kinds of People’s Armed Police here, their manifold weapons and techniques.” The government’s preoccupation with appearances is puzzling.  Because so few Tibetans were celebrating Losar, cadres and work units and universities were ordered to buy firecrackers and put on festive appearances. Yet smack in the downtown of the bustling metropolis, a few streets take on the appearance in broad daylight of occupied Baghdad. No photography allowed.  Flashing lights and paramilitary cars, vans, and buses every hundred meters.  The drive to happy appearances is finally conquered by the even greater drive to suppress in the name of security.
Beyo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error and territory is the fact the nation-state does not allow for suicide, but only authorized death. As Talal Asad reminds us, individuals have no right to kill themselves; only the state (and God) gives them the right to be punished (or killed). What appears terrifying, then, is a death unregulated by the nation-state, “the illusion of an uncoerced interiority that can withstand the force of institutional discipline” (Asad, 2007: 91).  The state of siege enacted throughout Tibetan areas since 2008 interpellates Tibetans as always already guilty, positioning them in a zone in which “violence passes over into law and the law into violence,” where what matters is the pure force of the law rather than any ac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forbidden and the authorized (Agamben, 1998:27, 32).  More than ever, this has denied Tibetans the right to act politically, which Hannah Arendt long ago suggested is the basis of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individual and thus human. In this sense, self-immolation is a reclama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one’s own self within a state of siege. Biological life is taken in an assertion of a political life.  It is this possibility that is terrifying to the state in its quest to stabiliz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24 March 2012
NOTES
[1] Capital of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is a gateway to the Tibetan regions in northern and western Sichuan,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hub to Lhasa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2] Wujing refers to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Wuhouci, or Wuhou Temple, is a Tibetan neighborhood in Chengdu.

REFERENCES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sad, Talal. 2007. On Suicide Bomb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lden, Stuart. 2007. “Terror and Territory.” Antipode. 39(5):821-854



延伸阅读: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关于藏人自焚之特刊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4/cultural-anthropology.html

朱瑞:藏汉两个民族对待动物的不同态度

我曾在大兴安岭的山林里见过一只小刺猬。那天,大家吃过晚饭,从餐厅里鱼贯而出时,走在前面的人突然喊道:“小刺猬!”当时,在中国,已很少见到野生动物了,即使在森林里。因此,大家都很好奇。

我的视线扫了几圈后,才看到那只小小的,像一团麦秸似的东西,在移动,见不到腿,只有那尖尖的嘴,若隐若现。有个人,一下子伸出手里的铁锹,把小刺猬掀翻 了。小刺猬缩成了一团。那个拿铁锹的人,又把铁锹头调了过来,用木头把,在那个小刺猬的身上乱敲,想让小刺猬继续走路,然而,小刺猬将身子缩得更紧了。其 他的人,这时有的捡起树枝,朝小刺猥捅去,有的往小刺猬的身上扔土块,后来,那个拿铁铣的人,居然把铁锹又调换过来,用铁器的一端,猛地朝小刺猬砍去。笑 声一阵接着一阵,正是黄昏,天地一片血色。

为什么大家要祸害这个小动物呢?就因为它没有反抗的力量吗?因为害它没有危险吗?是的,如果换成一只狗熊,或者一头老虎和狮子,大家这时,肯定都会抱头鼠串的。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那个情景,仍然疼痛着我的记忆。

后来,我在西藏旅行时,在拉萨的林廓(环绕拉萨的外转经路)路上,常见到汉人站在路边卖小金鱼,藏人就买,而后放生。据说,汉人来西藏之前,西藏的动物多 得数不过来。单说鸟的品种,就是个天文数字。并且,每年的春天,各种鸟儿都要聚在洛嘎(今山南地区)地方的一个小寺——且萨拉康附近。这时,噶厦政府还要 派出一僧一俗两位官员,带上各种好吃的去参加鸟儿的聚会。尊重生命,几乎是藏人的天性。因此,二十世纪初,当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从中国回来时,很是感慨:

“我在汉地旅行,看见牲畜一边干活,一边还要不停地挨主人抽打。不管马、牛,还是驴,都一样,他们使劲地打那些牲畜,大叫大骂。最不好过的是耕田的牛,走一步,就要被抽一鞭子……” (摘自西藏文史资料《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略有改动)

从对动物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到藏汉两个民族的不同文化,一个是落井下石,一个是呵护弱者,珍爱生命。当然,有人会说,中国人也有保护动物的习惯,还会举出例子,而藏人也有猎杀动物的时候,也会举出例子。是的,我都承认。但是,我谈的是一般的、普遍的情况。

自从中国人进了西藏,不要说过去的河流、湖泊、沼泽地的消失,但说很多鸟类、鱼类,甚至那些世界稀有动物,都在濒临灭绝。我曾在唯色的博客上(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2/rap.html),看到一首藏人的歌,清晰地展现了西藏的命运,愿意抄录在这里,做为此文的结尾:

时间在流逝
我在变老
如果我们这次再不反击
我发誓
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
……

来了,来了,都来我们的家园了
这些流氓都来了
这些加郭都来了(加郭,“加米”即汉人的拉萨俚语)
这些小偷都来了
这些强盗都来了
……

哦呀,
高山上的树全被砍光了
大河里的鱼全被吃光了
你头上的宝贝已被抢走了
蓝天上的小鸟已被打死了
……

哦呀,到了,到了,这下真的到时候了
是噶伦的话,已到了该下指示的时候
是议员的话,已到了代表人民的时候
是公务员的话,已到了该出成果的时候
是学生的话,已到了该好好学习的时候
是僧人的话,已到了该护持佛法的时候
是勇士的话,已到了该勇猛出击的时候
是富人的话,已到了该贡献财富的时候
是持咒师的话,已到了该念咒的时候
是占卦师的话,已到了该占卦的时候
有双手的话,已到了该举国旗的时候
有思想的话,已到了该认真思考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

来了,来了,都来我们的家园了
这些流氓都来了
这些加郭都来了
这些小偷都来了
这些强盗都来了
……

哦呀,
看看牧区吧,看不到牛羊了
看看农区吧,看不到农田了
看看城市吧,看不到藏人了
看看布达拉吧,看不到胜利之幢了
看看佛殿吧,看不到佛像了
看看学校吧,看不到藏文了
看看流亡者吧,看不到说藏语的了
……

哦呀,到了,到了,这下真的到时候了
是噶伦的话,已到了该下指示的时候
是议员的话,已到了代表人民的时候
是公务员的话,已到了该出成果的时候
是学生的话,已到了该好好学习的时候
是僧人的话,已到了该护持佛法的时候
是勇士的话,已到了该勇猛出击的时候
是富人的话,已到了该贡献财富的时候
是持咒师的话,已到了该念咒的时候
是占卦师的话,已到了该占卦的时候
有双手的话,已到了该举国旗的时候
有思想的话,已到了该认真思考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

哦呀,看看吧
看看拉萨里面吧
尽是流氓,尽是加郭,尽是小偷,尽是强盗
看看帕廓里面吧
尽是妓院,尽是旅馆,尽是赌场,尽是酒馆
看看林廓里面吧
尽是军营,尽是军人,尽是监狱,尽是囚犯
……

哦呀,到了,到了,这下真的到时候了
是噶伦的话,已到了该下指示的时候
是议员的话,已到了代表人民的时候
是公务员的话,已到了该出成果的时候
是学生的话,已到了该好好学习的时候
是僧人的话,已到了该护持佛法的时候
是勇士的话,已到了该勇猛出击的时候
是富人的话,已到了该炫耀财富的时候
是持咒师的话,已到了该念咒的时候
是占卦师的话,已到了该占卦的时候
有双手的话,已到了该举国旗的时候
有思想的话,已到了该认真思考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是藏人的话,已到了该争取独立的时候

……

哦呀
时间在流逝
我在变老
如果我们这次再不反击
我发誓
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
我是认真的
……


2012年4月28日完稿于加拿大

2012年4月28日 星期六

达赖喇嘛在明尼苏达州对中国学生发表讲话


附件是4张相关照片。贡噶扎西


译者:John lee


2012年4月22日上午,达赖喇嘛尊者离开加州长滩市前往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甘丹寺夏孜扎仓(甘丹东学院)堪布嘉央曲丹和甘丹夏孜图丹达杰林佛学中心负责人格西洛桑崔臣以及中心其他人员到机场为尊者送行。

抵达罗切斯特时,尊者受到数百名当地藏人(明尼苏达州西藏人协会的成员)集会欢迎。尊者走上前去问候大家并建议大家不用太拘谨。尊者还受到了来自梅奥医疗 中心的官员和医生的欢迎。随后,尊者参加了一个由超过100名正在明尼苏达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举行的集会并发表讲话。这些参加集会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分别来自圣奥拉夫学院(St. Olaf College)、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麦卡利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诺曼戴尔学院(Normandale College)、梅奥中学(Mayo High School)、威诺纳州立大学(Winona State University)以及西南中学(Southwest High School)。

尊者在讲话的开头谈到,每个人都是同一个蓝色星球上同样的人类一员。他说,如果我们保有这样的心态,那么我们就没有相互欺诈的必要。尊者说,汉藏两个民族 之间有充分的理由相互争斗。从历史上看,在过去1000余年的时间里,西藏的国王和中国的皇帝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包括“和亲”关系。他说,这 样的关系有时相处甚欢,有时麻烦不断。

他说,从欧盟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全世界的事情都在发展变化。在西藏问题上,藏人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中包括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我们的文字更接近于印度的天城文。但是如论历史上的关系如何,我们必须考虑现实的问题。

尊者说,保留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是符合西藏人民自身利益的,但是(藏人)应该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

尊者说,西藏与中国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符合“一国两制”的精神。他谈到1954~55年之间访问中国以及与毛泽东、刘少奇(他戏称刘是他的“顶头上司 ”)以及周恩来等人的会面。尊者说,他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并且曾经表达过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不过党希望他等一等。他又说,他认为自己是马克思 主义者,但不是列宁主义者。尊者还说起毛泽东对西藏的兴趣,毛甚至还请尊者与他保持直接联系。随后,在1956年尊者访问印度期间,周恩来和贺龙也曾造访 印度并与尊者以及印度官员会晤。周恩来向尊者传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在口信中说)在西藏造成争议的改革运动可以推迟6年,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再推迟。然 而,毛泽东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走向“极左”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尊者说,在“文革”期间有些当地干部作出保证,他们要在15年之内消灭藏语。他还谈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禁止拉萨的西藏大学研究西藏古代典籍。

尊者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导致2008年全藏抗议示威的原因。但是中国当局希望找到一只替罪羊,于是就谴责尊者。他说,在西藏抗议之后,他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甚至包括在罗切斯特,在任何地方都会遇到中国学生的抗议示威。
尊者随后说,鉴于中国领导人一直以来处理西藏问题的方法,他对中国政府的信心在逐渐下降,但是他对中国人民的信心依然坚定。
他说,他曾经告诉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朋友,在过去的30年里,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找寻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但是中国的“统战部”让他灰心、屡遭挫折。他说, 从2001年起随着民选的西藏领导人的产生,他就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在2011年移交权力之后,尊者说,新的政治领导人非常赞同并乐于坚持“中间道路” 原则。

尊者说,中国渴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如果这一目标是通过令人喜悦并能保障自由的手段达成,那么西藏人民会因参与了这个目标的实现而感到骄傲。但是,中国到 目前为止依然是一个封闭的和暗箱操作的社会,让人难以捉摸。因而,像印度、日本和甚至共产党国家越南都对中国疑虑丛丛。中国需要实现公开化。尊者说,中国 留学生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应该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

他说在美国,即便是克林顿总统惹了麻烦也要接受法律程序。在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也同样要接受司法调查。尊者说,他曾经写信给陈水扁总统,告诉他作为一名朋友他为他目前的处境感到难过,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目前的处境也是台湾实行民主的一个明证。

随后,尊者还回答了听众的一些问题,内容涉及中国传统医药、“因果”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等。他还澄清了一些错误概念,包括说他是被国民党政府认定 为转世灵童的,以及藏人是要求实现所谓“大西藏”。一位中国人说,他为最近发生在西藏的自焚事件感到遗憾并询问了有关情况。尊者说,自焚并非仅仅发生在藏 人中间,在中国、越南、甚至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人曾经自焚。他说,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这些人生活在绝望中,但同时又不想伤及他人。

他说,事态的发展非常可怕和令人痛心,并且说必须要对这些自焚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他说,这些人并非是因为喝醉了或是个人悲剧而自焚。中国领导人必须(对事件产生的原因)进行彻底追究。尊者说,这一议题是一个政治敏感点,由于他已经退休,因此不想就此发表更多评论。

尊者还就中国人对藏人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举行抗议的态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实际上是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甚至有一位国际奥委会成员承认尊者的态度影响了他的决定。

尊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它的13亿公民,他们有权利知道真相,也有能力辨别是非。因此,他呼吁中国实现政治透明,并且说新闻审查是不道德的。

明尼苏达州西藏人协会的成员以及学生,已经与当地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开始展开一系列对话。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与尊者的讨论。中国与会者后来还和尊者办公室的秘书才嘉以及达赖马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举行了座谈。

在罗切斯特停留期间,尊者将接受一次例行检查。2012年4月24日,尊者将在梅奥医学中心参加一个有关“通过‘正念’获得康复能力 ”(resilience through mindfulness)的专题讨论。参加讨论会的有梅奥医学中心总裁和CEO约翰•诺斯沃西(John Noseworthy,医学博士)、医学博士艾米特•苏德(Amit Sood,梅奥医学中心)、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心灵与生命研究所)、卡拉•褒内萨(Carla Paonessa)和雪莉•切赛克(Sherry Chesak)。

视频:达赖喇嘛谈回西藏以及为陈光诚祈福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视频:达赖喇嘛谈回西藏以及为陈光诚祈福

    4月21日下午2点多,达赖喇嘛在加州长滩市讲经期间,专门和第七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与会者以及当地华人见面座谈。达赖喇嘛简单讲话后,就告诉与会者“讨论”。提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和中共谈判的问题。

    
   
    在视频的第二部分,夏业良教授问大藏区、民主后的西藏关系。尊者达赖喇嘛提到访民上访问题,还讲到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以及刘晓波被抓。

    达赖喇嘛表示相信中国会发生变化。提到温家宝讲话,以及薄熙来事件。

    达赖喇嘛说,中国完全民主化后,中共就可以光荣的退休了。。
   
    大家大笑。
   
    问题:如果您能返回西藏,最低要求是什么?
   
    达赖喇嘛:最近我和大陆来的一些朋友,一些佛教徒见面的时候,他们也希望达赖喇嘛尊者尽快回到西藏、回到中国。
   
    我跟他们讲,现在中国政府说我是魔鬼,如果我要回去的话,魔鬼的宫殿在哪里?在监牢,那我还是不要回去。
    
   
    第三个视频:达赖喇嘛提到,对媒体垄断是非常不道德的。中国的法制化非常重要。
    达赖喇嘛说,他在1959年前,也学了很多虚伪的做法。但到印度后,发生了变化。
   
    谈到缅甸的变化以及昂山素姬获得自由,所以也相信,刘晓波的状况也会发生变化。
   
    其中一位援救陈光诚的志愿者肯定为陈光诚祈福,尊者非常认真的做了祈福,并讲了另外一个盲人的故事。现场非常感人,但因为当事人安全考虑,剪辑掉了祈福的多数镜头。
    谈话结束时,刘贤斌的女儿演奏了长笛。
    
    视频:达赖喇嘛谈回西藏以及为陈光诚祈福
    视频:达赖喇嘛谈回西藏以及为陈光诚祈福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Modified on 2012/4/27) (博讯 boxun.com)

尊者達賴喇嘛参加第十二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世界高峰會議



尊者達賴喇嘛参加第十二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世界高峰會議

尊者達賴喇嘛参加第十二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世界高峰會議


来源:参与  作者:译者:Judy 

(参与2012年4月27日讯)尊者達賴喇嘛於2012年4月25日早晨在芝 加哥分別會見了總統萊赫•瓦文薩,喬迪•威廉斯,總統戈爾巴喬夫。他們討論了共同關心的問題,也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第12屆世界高峰會議的問題。尊者 說他視總統瓦文薩為英雄,因為他堅定反對極權主義。尊者告訴總統戈爾巴喬夫説他曾一手促成對全球有影響的變化。噶倫赤巴洛桑森格當時也在場出席會議。此 後,尊者出席了高峰首腦會議與會者的午餐。

下午尊者參于小組討論主講「世界和平與非暴力:永不放棄」。其他主講人分別是諾貝爾獎得主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喬迪•威廉斯教授 和 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

會議開始前,所有的諾貝爾獎得主聚在台上,由總統戈爾巴喬夫代表頒贈演員西恩.潘(2012年和平高峰會議獎)。並播放一段昂山素季的視頻講話。

在座談討論中,主持人作家吉姆•伍滕向參會者發問題,有關他們的背景以及與非暴力相關性。

他詢問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之後的未來西藏非暴力的奮鬥問題。尊者開始解釋說除非你了解這個歷史背景,否則不會意識到這問題的複雜性。他談到在1949-50的時期,被中國佔領之後改變。他說,在這之前,國際法律專家承認西藏。

隨後,與中國簽署其所謂的和平解放及17點協議。尊者補充説那協定其實主要是一國兩制和中間道路。

尊 者說自從1959年到印度之後,一段時間花在安顿西藏難民。1974年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時,西藏的領導已作出決定要與中國中央政府談判採取 中間道路政策,改變現狀不求分離。尊者説在1978-79中國執政當局發出一個信息給他,除了西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討論。他說,這合乎藏人領導的想法。 從那時起,西藏方面試圖進行這項政策,有時似有希望卻又很困難。

尊者說,然而在西藏境內的局勢並沒有改變。中國的態度,尊者開玩笑地說, 在一個極權主義制度下當權者只有嘴,沒有耳朵。他們僅説他們想要説的,卻並不要聽。他回憶觀察報記者喬納生米爾斯基曾問他為什麼中國當局不喜歡他。尊者回 應說,這可能是因為他沒有同意他們的看法,並說 “是的,部長。”

尊者說,60年不斷向中國努力尋找一個西藏的解決方案,,政府當局一直沒有具體結論。不過,他表示,在中國人民的水平,只要有機會知道實相,他們顯示對西藏的关心。他說,這是因為:第一,我們是非暴力的奮鬥,其次,是因為我們採取的中間道路政策。

尊者然後擴大範圍講到諾貝爾獎得主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對那時被囚禁的諾貝爾獎得主昂山素季所作的努力。他說,現在她已是自由的。尊者說,現在另一個得獎主劉曉波為他對民主,自由,等等的努力,仍是被關在監獄裡。他建議,諾貝爾獎得主聲援他的案件。

尊 者還談到了全球非暴力的發展。他說,20世紀是一個暴力的世紀,有一超過兩億人死亡的報告。他說,如果暴力有正面的影響那還有理由。現在我們需要有一個長 遠的計劃,通過教育和提高認識,促進思維,問題需要通過對話來解決。他說,這種教育需要從幼稚園開始一直到大學。尊者說,一個和平的世界並不意味著將不會 有任何問題。但所有的問題需要通過對話來解決,這樣我們可以將21世紀成為一個對話的世紀。

討論會後,主持人拿了一個觀眾的問題,請教尊者回答。提問者想知道如何與不合理的人講理。尊者說,作為一個佛教徒,專注佛陀的教誨,我們應該經常尊重別人的意見。

他說,許多問題多出現在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上。如此試圖改變人們,不如試圖告訴以利他主義之態度,尊者說,我們可以預測的事實,為保護自身利益則需要做一些為他人的正面的事。他說,通過建立真正的友誼,信任和尊重,我們可最終使社會更快樂。

經討論後,尊者和總統瓦文薩,教授喬迪•威廉斯及其他幾人出席新聞發佈會。回下榻酒店前,他回答了幾個問題。
是否會有一個十五世達賴喇嘛的問題,尊者說,他早在1969年已明確表示,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繼續与否將取決于西藏人民。然後,他回憶起在新澤西州的 紐瓦克一位記者問過類似的問題,並說,他摘下眼鏡,並要求記者從他的沉著,判斷是否有急於要思考這個問題。尊者說,去年九月,所有藏傳佛教傳統的精神領袖 討論了達賴喇嘛轉世制度問題。尊者說,他之後發表了一項聲明,當他到89歲或90歲之時,他將召開會議,找出達賴制度是否必要再行之 。

當 被問到會採取什麼解決西藏問題,他尊者給了一個歷史的解釋說,自1974年以來,西藏人已作決定,找到一條中間道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79年2月传 话願意討論西藏獨立以外的任何問題,我們兩個是相似的。尊者說,他一直在尋求一個有意義的解決方案,當時甚至做了西藏人民的意見調查,包括那些生活在西藏 的藏民。他說,大多數,超過90%,支持我們的立場即中間道路。他說,在2001年有直接選舉的藏人領導,他成為半退休。去年,他說他已經決定完全的退 休,結束近四個世紀達賴喇嘛世俗两方面领袖的老傳統。他說,他的政治權力移交給民選的藏人領導。然後指着在场的噶倫赤巴洛桑森格,尊者說,西藏人民選擇了 他作為人民的領導,他出生于印度並在印度受教育,後來在哈佛深造。尊者表示很高興這樣的發展。他說,噶倫赤巴表示,他支持中間路線。

另一 個問題,尊者解釋為什麼我們需要促進非暴力的文化。他說,我們必須以現實探討所有問題。必須是非暴力的。他說,涉及暴力只會導致暴力的連鎖反應。他說,因 此,促進非暴力我們需要推廣內在的價值。尊者說,現在在美國,印度,歐洲和日本有越來越多的專家機構對這些思考,並補充說,因此他很樂觀。

2012年4月26日,尊者將會見当地藏人并发表重要讲话,还将在Loyola大學发表题为非暴力以及不同信仰間對話的公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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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尊者演讲对「心」的教育(多图

达赖喇嘛尊者演讲对「心」的教育
2012年4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提供)



(参与2012年4月18日讯)2012年4月15日尊者对9,500位夏威夷学生专题演讲谈「对心的教育」,指导学生关于内在精神的发展在整体教育上的重要性。

当他离开之前,在酒店大厅接见一小群夏威夷当地藏人。尊者问及他们的行业,并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藏人身份、本质。他强调保护西藏文化的重要性,并指着一位来自拉达克的藏人说,拉达克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此 后,尊者前往主教博物馆,该馆是夏威夷州最大的博物馆,也是太平洋最大的自然文化历史机构。他到达时接受到特殊的歌颂欢迎。他们是由促进夏威夷文化的机构 —「阿哈菩纳那利奥檀香山」的年青孩童们高唱着欢迎歌曲。之后,尊者进去参观了博物馆的展览。博物馆安置着夏威夷皇家卡梅哈梅哈家庭最后后裔,王室公主伯 尼斯菩阿主教收集的文物和传家宝。其中也包括有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屿文化的文物,文件和照片。尊者并问及夏威夷文化可能受到他国文化的影响。

参访结束时博物馆代表以最高礼节呈赠一顶传统礼帽以及一条工作人员特织的围巾。尊者指说在他的头上戴着的礼帽似乎类似西藏寺院的帽子。

在 博物馆简短的讲话,尊者感谢赠礼,并赞赏说这是夏威夷人接受他,看成像是自己人的意义。他说,这是一项伟大的荣誉。他提到夏威夷人是一个有古老文化遗产和 语言的人民。尊者说他旅行到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期间,曾注意到当地原住民很有决心保持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他说,西藏人民也在以类似的方式保有同样的精神。

尊 者说,今天世界更向文明。他说,大多数原住民文化与大自然有密切感觉走向。包括美国原住民和日本的神道教信徒。他说,这种重要传统是科技发达人士们应该学 习的传统。从传统应知道我们是无法控制大自然的,或者说我们并不在大自然之上。他说,人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存是取决于自然。

尊者并强调,维护自己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语言尤其重要,语言是给活着生存的文化,博物馆是给逝去不存在的文化。尊者又说语言另有必要建立书面文字,仅仅语言口传并不能稳定。 尊者说,听证夏威夷人民的奋斗挣扎,使提醒他,我们西藏人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努力。

尊者接着参访夏威夷皇室伊奥拉尼皇宫,昔日卡拉卡瓦国王和丽利卡拉女王的官邸,由阿比盖尔公主哈娃那拉可亲自接待欢迎。并与公主花了些时间询问有关夏威夷不同种族传统信仰的起源和性质。

此后,尊者到东西中心。由中心总裁查尔斯•莫里森接待参访。并与一些主办参与者共进午餐。

尊 者接着到达斯坦警长中心,那是夏威夷大学曼诺雅分校的多元体育场,也是将对学生们演讲的场地。由夏大校长弗吉尼亚欣肖,夏威夷独立校协执行董事罗伯特•威 特二人共同在该中心接待。当走进舞台,美国民谣摇滚音乐家杰克•约翰逊,以歌曲表演欢迎。尊者并拍拍音乐家的膝盖与之共乐。

夏威夷社区基金会代表开尔文竹田先生在致欢迎辞中说,欣慰有这么多学生自动在星期六的下午来听这场演讲。他谈到主办的灵感来源并介绍帕姆奥米达夫人。奥米达夫人向大会介绍尊者达赖喇嘛,并感谢他对和平的鼓舞和模范的贡献。

尊者开始演讲。云我们皆为人类,有相同的精神,情绪和身体。他回忆说,昨天有一些檀香山来欢迎他的学生们,看起来也像是藏人,所以即使身体也有趋同。

他 说,每个人都有实现幸福生活的愿望,这是一项基本权利。他说,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幸福和快乐。然而,幸福不应该被理解只是在身体得到幸福的水平。身体的 快乐,有时可能会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带来内心的平静。他说,在感官层面的幸福是身体的,但精神的快乐是更优越更有效的。他解释说,虽然身体疾病可以由精神 平和来治愈,但精神困扰却不能由身体来平服。他说有需要要重视到精神的幸福。尊者回顾几年前住在一位美国富翁的房子,在使用卫室时,他偶然窥到药箱,并发 现了一些镇静剂。他说,这表明财富本身并不是精神幸福的解决方案。

然而,尊者说,虽然有许多对外部材料真实的研究。现代教育到目前并没有适当的重视到心理和情绪的发展。他说,现代教育明显未能减少这在真实幸福和外相之间的差距。 

谈到心理幸福,尊者说,真正破坏内心平静的是恐惧和不信任等事。他说,不信任导致的恐惧带入挫折和愤怒。这些暴力的层次应用在国家以及家庭。他说,试图通过暴力来解决那是赢不了的,只有通过非暴力我们可以得到解决。

尊者说,在这里他基于经验分享他的观点。然而,尽管他的经验主要是经过他的佛教教育,尊者说,但对这问题他是以人类的层面,并没有涉及宗教。

尊 者接着解释他的世俗道德概念,说他的现世主义的定义,世俗伦理的概念早先已由古印度思想推动,那是指对所有宗教的尊重,也包括对非信徒的尊重。他说,世俗 伦理应照一般的常识和共同的道德以及科学的发现为依据。他解释说:研究表明,当人们平静时的左脑变得活跃,而充满愤怒或仇恨时人的右脑变得更加活跃,等 等。

尊者说到需要更多能关心到对方感受的那种的自信,是减少恐惧方式之一。他还谈到了尊重别人,包括自己的敌人,说这并非是对不正义的屈服。他接着解释说慈悲的特性,在自然的有限的与另种毫无条件的两个层次上如何有不同。

他呼吁大家意识到内在乐观思想的价值,这可以由祈祷达和由热诚中得到。尊者说,在这个世界上70亿的人口中,有部分人虽然他们自认为也是信徒,却没有遵行他们宗教中的教义。

在 这里,他谈到在印度的情况说,虽然他爱和尊重印度,有一些人做祈祷仪式,但却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参与作弊行为。尊者说人应该崇拜神和实践他的教导,要不索性 崇拜金钱,做他们想要的。他补充说,并没有第三条路。顺便说一句,这里尊者提到几年前当他称自己是印度的儿子,一些中国记者质疑他这想法是一项政治声明。 然而,他解释他的理由说,精神上他的大脑中每一个部分皆填补了古印度思想的纳兰达传统。他说,身体上,他的身体五十年来持续食印度大米扁豆和印度薄饼。尊 者认为那位中国记者之后似乎明白其理 。

尊者谈到他的三个承诺。他解释第一个承诺是为促进非暴力与和平。他说,这一承诺是在人类必要有发 展乐观心态。他说他的第二个承诺是为促进宗教和谐,是以他佛教的背景。他说,所有的宗教都有相同的讯息,尽管有哲学上的差异。他们都旨在使人类好。尊者 说,西藏的奋斗是他的第三个承诺。他说去年将权力转交当选的藏人领导,他认为在这一点现在感觉到较自由些。

尊者然后鼓励同学们去想想办法,使生活更加的和平。他说,大多数学生可能是在30岁以下,是属于21世纪。他说他自己这一代属于已经过去了的20世纪。他说,20世纪是一个暴力的世纪,现在要靠新一代来塑造和平的21世纪。

尊者解释说,希望21世纪是一个和平的世纪并不意味着将不会有任何问题。然而,会有更好的方式,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来处理这些问题。因此,青年学生应该认识到,他们有一个沉重的世纪责任。这是他的结论。

尊者然后从2000馀件由网上收到问题中选择一些回答。对“是什么让他笑”的问题。尊者回答说,他独自一人时他不笑,因为会使人们认为他疯了。他的笑是由与他人的互动,他们的友谊和姿势的互动。他说,一个微笑并没有语言或文化的障碍。

当 问“他发现夏威夷最平和是为何”,他说,虽然他曾来过这里几次,这一次只是一天半的时间。为了正确了解夏威夷,以区别外相和真实之分,他将不得不需要花较 长时间。然而,尊者说,夏威夷的文化和遗产显得很平和,它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他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大自然创造人类,如果被干扰了,生态会有问题,饮用 水,海啸等 。

另一个问题是“当显示慈悲时,没有得对方互惠”的问题。尊者回忆他解释两个级别的慈悲。他说,在有限的生物的层次之慈悲,可能存在那样的问题,但真正的慈悲是不依赖于对方的反应或期望有所回报的。

尊者说,人性本善是无条件的。他谈到童年时期孩子在一起互动,彼此并没有任何背景的考量。他说此时他回忆到母亲的恩情,给于他的宠爱。

他说,学生之间有需要建立真实友谊。如果希望努力的胜过自己的这种竞争算是好的。然而,为想脱颖而出而极端的竞争,并在过程中制造障碍给他人,这种是要避免的。他建议学生们在课堂建立兄弟情和信任,因为欺凌和争斗会产生负面的不良风气。

在论谈之后,三名学生唱颂吉祥歌曲,之后赠送尊者夏威夷的海螺。尊者这天行程到此结束。

尊者将于4月15日参加“原住民的智慧在当今的重要性” 的小组论谈,并在夏威夷大学公开演讲 “如何用阿罗哈精神精神促进和平”。

原文英文链接:
http://tibet.net/2012/04/15/his-holiness-talks-about-educating-the-heart-in-hono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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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7日 星期五

藏族作家唯色申请护照 被告知“国家安全部禁止出境人员”

来源:参与  作者: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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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作家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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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唯色怒斥的女警察
参与2012年4月26日讯)4月26日,著名藏族作家唯色第三次申请护照,却被告知是“国家安全部禁止出境 人员”。唯色说:“今天上午去长春市公安局申请护照,拍照,填表。。等到终于把身份证和表交给办护照的女警察,她迅速地查看着电脑,然后非常严肃地宣布: 你是国家安全部禁止出境人员,不能给你护照!”
下面是唯色的叙述
申请护照的故事:我当年在拉萨时申请护照无比艰难,所以在2004年把户口从拉萨迁往长春-我先生的户口所在地,以为在长春好办护照,为此2005年第一次去长春申请护照,被告知等待消息,这一等就是七年。(1)
申请护照的故事:2008年,与长春市公安局打官司,告他们行政不作为,请了莫少平律师做我的律师,但对方先是拖延,最后干脆不受理,丁律师无功而返。护照还是拿不到。(2)
申请护照的故事:长话短说,这次又去我平生第三次去的长春申请护照,我先生说95%没有希望,但我还是抱着5%的希望。说不定运气突然好转呢,几个好友都帮我祈祷了,我也在一路上默默地祈祷了。(3)
申请护照的故事:今天上午去长春市公安局申请护照,拍照,填表。。等到终于把身份证和表交给办护照的女警察,她迅速地查看着电脑,然后非常严肃地宣布:你是国家安全部禁止出境人员,不能给你护照!(4)
申请护照的故事:我觉得脑袋空白,只是下意识地问:为什么不给我护照?同时发现女警察抹着灰色的指甲油,还挺好看。"你出境将危害国家安全"女警察的眼里快喷出火了。我就又问:是涉嫌危害,还是危害?"危害!"⦅⑤⦆
申请护照的故事:又听见我先生在旁边问,怎么就危害国家安全了?女警察都快拍案而起了,"你自己做啥你还不知道!一般老百姓咋就没事!"多说无用。 她又不是"国家安全部"。我们悻悻然而退。见我受伤表情,我先生说,想想你的民族那么多的老人都拿不到护照,你这算什么?(6)
申请护照的故事:我先生又说要把七年前申请护照花的两百元要回来。这个倒是挺顺利,长春市公安局局长爽快地同意退回两百元。但要写个收条,我拿过笔 就写,可奇怪的是,我怎么也不会写护照的照,我先生的朋友解释说,她是藏族。有趣的是,居然我先生也不会写照了。朋友一边写一边说:还真被护照给罩住了
布朗大学去年和今年都邀请我去做一年的访问作家,但我怎么也申请不到护照,只能是望洋兴叹了。。不过想想藏地,多少个考上奖学金留学的藏人,因为拿不到护照,只好抱恨放弃!(8)
申请护照的故事:又想起一件事,零八年在打护照官司之前,我先生还给孟建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吉林省出入境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等等写过六封信,都是为我的护照之事,但都当然地石沉大海了!(9)
申请护照的故事:既然这次来长春办护照,长春市公安局明确说明我被国家安全部列为禁止出境人员,而且还说"可以去国家安全部问",那么,如何去国家安全部问呢?推友们是否知道?而且我在考虑,下一步,我是不是应该为护照而上访???
据悉,在西藏,藏人很难办到护照。网友“qiqimenmen”说:“好多藏人朋友都给我说,他们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二等公民,不能办护照,不能办港 澳通行证。zf知道藏人办护照99%都是要去朝拜尊者的,想想真是悲哀,其实我们汉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不由得想我上辈子肯定造孽深重才会生在这个神奇的 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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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6日 星期四

2012年4月25日 星期三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抨击中国在西藏进行种族文化灭绝(组图)

2012-04-25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4月25日发表一份题为《中国60年的暴政,论证对西藏的种族文化灭绝》的长篇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60多年统治政策,是对藏人文化的灭绝政策。
图片: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总裁玛丽·贝斯·马尔基介绍报告内容。 (记者希望拍摄)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这份题为《中国60年的暴政,论证中共在西藏进行种族文化灭绝》的报告,长达148页。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这60多年在西藏所实行的政策是对藏人文化的灭绝政策,并列举了诸多例子来论证这一说法。

报告提请国际社会必须正视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种族文化灭绝政策,因为,报告警告说,一个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实行文化传统方面的同化和灭绝,是这个国家最终走上种族灭绝道路的前兆。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总裁玛丽-贝斯-马尔基女士在介绍该报告时表示,他们期望通过公布这份报告,促进国际社会对西藏严峻现状的重视,并为实现每个民族的权利和尊严都受到各政府的尊重和得到国际法保护这一前景作出贡献。

马尔基女士表示,该报告的以强有力的说服力证实,西藏境内当今的形势和中国政府对西藏 60多年统治的压迫模式,都呈现了种族文化灭绝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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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总裁玛丽·贝斯·马尔。 (记者希望拍摄)


马尔基女士说:“我们的报告列出了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中国政府在对西藏60多年的统治期间,坚持不断地以各种政策和措施,试图以一个符合中共意识形态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版本,来取代西藏人民本土文化传统。中共在西藏实行一系列旨在剥去西藏文化要素的政策;

第二,中共在西藏实行的压迫性政策的几点是,中共把本身的利益置于西藏人民的利益之上。

第三,中共在西藏的文化压制和破坏政策是如此系统性的,其恶果如此严重,说明这些政策包含着文化灭绝的成分。

第四,中共针对西藏政策中的这些文化灭绝成分,再加上目前西藏社会中存在的前所未有的汉藏紧张关系、以及由政府支持那些针对西藏人的、带有仇恨和歧视性的声明和宣传,类似的现象在历史上都被认作是种族灭绝的前导。”

马尔基女士还说,由于“种族文化灭绝”这一概念还没有在国际法中变成法典,“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在报告中提供了一个可以运用的定义。这个定义基于国际法中有关种族灭绝的法律定义和公约、以及联合国有关土著人权利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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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总裁玛丽·贝斯·马尔。 (记者希望拍摄)


“种族文化灭绝”是指任何基于民族或种族观念而故意摧毁另一个国家、民族或宗教组织的语言、宗教或文化的行为。

通过对中国在西藏统 治历史和中共这60多年对西藏政策的审查,尤其是通过审查中共在西藏好几代高级官员对当地老百姓的态度和行为,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中共对西藏文 化破坏的四个主要方面,即,对西藏宗教的打压、对西藏强加对当地文化传统不适当的经济发展政策、对西藏非宗教文化生活和知识分子的打压、对藏族人民的民族 歧视、以及使西藏文化非法化的政策措施。

马尔基女士说:“报告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中共对西藏的特别政策导致了西藏境内非常不稳 定的局势。尤其是自2008年3月以来的西藏境内的不稳定局势、以及近几个月来连续发生的几十起藏人自焚事件,都显示出被国际有关专家定义为种族灭绝行为 发生前的先导迹象。这些包括,由国家进行的严酷的、有系统性的种族压迫行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对峙和冲突;以及由官方实施的不公平和歧视性的政策、带有仇恨 性言辞的国家宣传言论、以及汉藏之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因此,西藏境内目前的现状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报告指出,目前西藏存在的两种不和,在历史上曾是大规模种族灭绝活动的导火索。这两种不和就是: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在宗教信仰上的不同、以及被压迫一方为自治权的奋斗和压迫一方力图通过暴力阻止他们获取自决权的努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2012年4月24日 星期二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二)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4/2012

作者: 唯色
这 里已经远离传说中的神圣拉萨,而酷似灯红酒绿的异国都市,然而它就在拉萨,甚至就在拉萨的中心,遥对着朝圣者顶礼膜拜的颇章布达拉,旁邻着转经者虔诚环绕 的祖拉康,也紧挨着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区党委政府大院和西藏军区大院。这里有恐惧吗?这里有泪水吗?这里有发自肺腑的低声倾诉吗?不知道。不知道。只知道 一点:在拉萨,只要你堕落,你就是安全无虞的。……

地理才是重要的。正如萨义德所说:“美洲是个应许之地,因此他们去那里、去殖民,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伊甸园。……一个新的地理,也就是重新要回这块土地。”【1】——题记。


帕廓街

十 多年前,一位都叫他“安追”的德国建筑师Andre,在平生第一次到拉萨的旅行中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于是反复再来。可是某年夏天,他亲眼目睹已有三百 年历史的索康大宅土崩瓦解,惊觉在追求“现代化”的口号中,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三万飚升数十倍,而在“旧貌换新颜”的速度中,每年平均有35座老房子被拆 除,持续下去,剩下的老房子将在几年内消失殆尽。

他 于是与几位欧洲的建筑师成立了“研究和保护历史名城拉萨”的基金会,缩写是THF。迄今拉萨老城的许多藏人,有喇嘛也有普普通通的居民还常常怀念他们,说 从没见过这么珍惜老房子的人,每次工作的时候比我们还认真、还心疼,让我们感到惭愧,可为什么就非得赶走他们不可呢?是的,2002年,谁也不知道的确切 理由,国家专政机关把他们送上了与拉萨不辞而别的飞机。

我 见过他们出版的一本小画册:《拉萨八廓街区历史古建筑物简介》,手绘的黑白地图,折叠的书页,宛如藏纸的原生态纸张。像一个小小的、隐形的博物馆,展示的 是画在纸上的帕廓。在其精细而质朴的描绘之间,我寻找着拉萨人的生活,它提供给我无穷尽的想象力和怀旧的思绪,怎么看也看不够。然而,已然残缺的形状、斑 驳的痕迹、颓倾的阴影,仿佛在述说随之消失的不仅是老房子,还有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我想这定会让宣称很好地保护了西藏文化的当权者恼羞成怒。尤其是,这 本画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帕廓街“于1980年始,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使老城区的古旧建筑和街区遭到了不断的破坏。”

拆 除即是破坏,建筑乃最大的表象。萨义德说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而今“每一幢新的房子都是一个替代品”,“它们对巴勒斯坦风景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其过 错是深远和持久的。”【2】我们的拉萨也如此,处处充斥着替代品,从1950年代以后的一座座军营似的房子,到“西部大开发”时代的瓷砖+蓝玻璃,到今天 轰轰烈烈进行的“穿衣戴帽”,也即给建筑物化上所谓藏式的妆,正在潜移默化地、覆水难收地改变着拉萨的风水。而这些替代品的兴隆又说明了什么呢?即便有着 鲜艳夺目的“西藏特色”,但一看就是赝品,就像是从小吃大米长大的人非要扮成吃糌粑的人的模样,却毫无那内在的气质。

而拉萨房地产的兴隆说明了什么呢?且不说各类建筑以及到处圈地的小区完全仿若汉地城镇的住宅之所,已 经入住的或将要入住的又是什么人呢?藏人吗?有那么多的藏人吗?还是源源不断的打算在此繁衍子孙的外来移民?“帝国主义毕竟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萨义 德继续说:“这个过程是无尽无休的。许许多多植物、动物和庄稼以及建筑方式逐渐把殖民地改变成一个新的地方,包括新的疾病、环境的不平衡和被压服的土著悲 惨的流离失所。”【3】

十 多年前,深夜走在帕廓街上,会听见狗的叫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如今,街边弥漫着烧烤火腿肠羊肉串的油烟味,小巷深处也有“四川小吃”、“清真拉面”的饭馆还 亮着灯开着门,甚至有挂着大幅美人头广告的“成人用品”商店依傍着这个客栈那个酒吧。十多年前,白天的帕廓街上,康巴阿西(康区女子)也好,“卡擦热 ”(藏人与尼泊尔人的混血子女)也好,纯粹的拉萨人也好,开着店摆着摊或者走街串巷做着本分生意;如今,至少70%的店面被来自西北的回族人租赁,五六个 巨大的、气派的商场由汉人所开,为万千信众所崇信的诸佛、菩萨和护法的身像,不是被鲜明地画在了招牌上,就是被鲜明地画在了广告里,出售的基本是浙江义乌 或甘肃临夏制造的名为“西藏工艺品”的假货,把白铜说成藏银,把崭新的佛像、唐卡做旧,把不值钱的石头做成假的天珠、珊瑚和绿松石,还有假的虫草、假的藏 药……而且漫天要价,宰一个是一个,所使用的骗术全打的是“西藏”这张牌,不知蒙骗了多少对图伯特文化有兴趣的外来游客,不知给图伯特带来了多少坏名声。 有的商场甚至禁止藏人入内,穿袈裟的僧人、穿曲巴(藏装)的乡下人或者看上去没钱的藏人都会被拒之门外,被说成是“牦牛”、“野人”,不让他们进去,甚至 动手打他们,许多藏人在此遭受了这样的侮辱。

五 花八门的“西藏特产”充斥其间,都是近年来开发上市的,不外乎这些:用青稞做的麦片、酿酒,用牦牛肉做的肉干、肉糖,以及速溶的甜茶、酥油茶,还有各类燃 香、工艺品等等。五花八门的包装上印着夸张而煽情的文字,似乎所有的这些“西藏特产”都神奇得不得了,可以延年益寿美容健身且富有异域情调等等。而这些“ 西藏特产”在运往各地销售时,又挟带着什么样的讯息呢?仅仅只是商业的?还是隐含政治的?而且,受益者或者说最多的受益者是哪些人?被剥夺的、不得不沉默 的又是哪些人?比如图伯特的水,那绝对是最为洁净的水,在北京地铁里看得见华丽的巨幅广告,在各地超市里充斥着不菲的价格,甚至有了上百元一瓶的水在奢侈 地卖着。许多人垂涎三尺地喊着“西藏之水救中国”,但王力雄在一篇文章中质问过,“西藏之水救中国,那么谁来救西藏?!”【4】

如 今的帕廓街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小店属于不肯出让的藏人商人坚持做着清淡的买卖,其中一位语气沉重地对我说:“过去游客转帕廓,会看到藏人的习俗,比如节庆 期间,藏人会关门去做佛事;可如今,洛萨期间会开门,春节和穆斯林的节日反倒有可能不开门,而外人会以为这才是藏人的习俗。也许十年后,帕廓就不会再是藏 人的帕廓了;十年后,再提‘帕廓’这个名字会让我们羞愧的。”

如 今的帕廓街上……那天,我骑车至策墨林路,拐向大昭寺广场,迎面而来的是全副武装的五人一组:两人在前,占据左右路边;两人在后,占据左右路边;还有一 人,占据的是前后四人的正中间。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因为这步调一致的方队事实上占据的是整个街道,完全是以一种横扫一切的气势咄咄逼人地行进。我浑身 不舒服。但我没有下车,还是骑着车从这个方队中间穿过,也许我貌似游客,并未受到阻拦。也有几个路人从这个方队两边走过,看上去像是当地藏人。我有意减缓 速度,注意观察他们的神情。他们:端着我叫不出名字的现代武器的年轻而精瘦的军人,提着超市买的那种环保袋的中年藏人,正在错臂而过,却都似乎彼此无视对 方,可又都极其严肃地,于匆匆之间,错臂而过了。但我知道,我就是知道,事实上,每个人都把对方看在眼里。

又 一天,忽然间,满大街的军警岗哨突然撤了大半,在老城巡逻的军警都换上了黄色运动服或牛仔服之类,屋顶上的特警也半掩着身子,只看见宽沿黑帽忽隐忽现。直 到黄昏来临,持枪的军警又像往常似的,忽然间填满了白天空空荡荡的岗哨。而第二天晚上,西藏电视台的新闻介绍说,有境内外记者赴藏联合采访团来到拉萨;镜 头里,西藏官员们一本正经地要求他们务必报道“一个真实的西藏”。据说有某外宾团去拉萨市监狱俗称“五支队”参观时,四分之三的囚犯已被提前带走,关在某 个大仓库里,只留下百人不到正在玩麻将,厨房里则堆满了蔬菜、水果和肉,当拉萨电视台播放这一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情景时,囚犯的亲人们苦笑道:“看来里面 比外面过得好啊。”

“你究竟有几套伪装服?”其实黄色运动服或牛仔服很 平常,很常态,算不得什么。让人惊讶的是,有时候他们会穿上袈裟,有时候他们会穿上藏装,有时候他们会戴上白帽子装回族。不过拉萨人早已见惯不惊了,传说 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幽默地说:如今我们中国实在是太富裕了,所以给保卫我们的子弟兵准备了至少五套不同身份的服装。

当然,有时候也会见到他们在路边展示“爱民”一幕,摆张桌子,放点医药,给路过的群众把脉量血压,一副军民鱼水情的样子,但等电视台记者摄像完毕,就抬腿走人。随着“维稳”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敏感日变成了敏感月、敏感年,大街小巷的警 察围坐在一起,吃瓜子,喝甜茶,吹大牛。站岗的、巡逻的军人则目光涣散,状如游魂,或者发手机短信,或者盯街上女孩,或者有一句没一句地相互聊天。我见过 傍晚街角穿军大衣的兵,突然放开嗓子吼“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5】;也见过大昭寺广场上的兵,模仿双手合十照相的游客,很不屑的样子。

甜茶馆


拉 萨的大街小巷有多少甜茶馆,数也数不清。似乎拉萨的每个角落都藏着一个甜茶馆。那些有名气的甜茶馆,像“载追”(大杂烩)、“革命”、“岗琼”(雪域)、 “鲁仓”(羊圈)等若干老字号,每天云集的不知有多少老中青藏人。有的专门云集退休干部,早上在宗角鲁康舞剑摇扇打太极或者转孜廓之后,就去喝恰阿姆(甜 茶)吃博图(藏面)或帕勒(藏式面包)。有的专门云集转林廓的老百姓,转着转着就停下来有滋有味地喝杯恰阿姆。有的专门云集单位的干部职工,似乎上班地点 就是甜茶馆,一待就是大半天。有的专门云集拉萨之外的藏人,包括做生意的康巴或者来朝佛的藏巴(后藏人)和安多。寺院附近也有甜茶馆,“3·14”以前挤 满了朝佛的香客和僧人,要想找个座位十分不易。而且每个甜茶馆里都有妇孺乞丐穿梭其间,不但要得到毛毛钱,肚子也管饱。

每 个甜茶馆都是各类小道消息的汇总地,也是各类小道消息的传播地。当然,也一直流传着在各甜茶馆的茶客中都潜伏的有昂觉(耳朵)和密(眼睛)的说法,只要谁 说了什么过头的话,当场就会被拍肩带走或者下次再也不见踪影,这类故事也在交头接耳的时候满天飞,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却又好像并没有谁亲眼见过。我认识的 一位长辈压低声音说,有个退休干部在甜茶馆很有感情地介绍了嘉瓦仁波切的近况之后,被人彬彬有礼地邀请道:恰阿姆很甜吧,我们现在去喝咖啡吧。这意思是让 他去吃苦,因为咖啡是苦的。看来在北京盛行的“喝茶”【6】,在拉萨变成了“喝咖啡”。总之这一切很是诡异,也很是激动人心,拉萨已成了一座流言疯传的城 市,而各个甜茶馆既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传播之地,也是平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很有可能出现在报酬不等的秘密报告的字里行间。

我 确实在甜茶馆的墙上,见过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的告示:“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违法行为”。那么要如何“坚决打击”呢?一家价格便宜、味道难忘的凉粉店,胖 胖的老板娘就因所谓的“传谣”在藏历土鼠年被抓过,听说她还被现身说法,在电视上交代过如何“传谣”。大概她也就是顺嘴说过那么一两句,不幸被美滋滋地吃 着凉粉的什么人给告了密,可能因人微言也轻,不久就被放了,继续卖着回头客源源不断的凉粉。但我想她一定交了不菲的保释金,因为不出钱是出不了监狱的。我 曾慕名去过她的店里吃凉粉,当然,绝无可能与她聊点儿什么,即使只有我一个顾客,简陋的小店说不定也被安装了秘密的、昂贵的摄像头。那就悄无声息地吃一至 两碗凉粉吧,我保证,这是拉萨最好吃的凉粉,除了含有够劲的辣椒,还含有够刺激的故事。不过,唉,我从她的神情里读出了悲苦和惧意。

有 一次我在“鲁仓”刚坐下,瞥见身后类似玻璃暖房的小屋,围聚着一群貌似单位【7】里的男女。见我回首,小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幸好我认出一人是给译制片配 音的演员,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也露出笑容,与我寒暄,并用好听的声音向所在的小圈子做了介绍,众人这才舒了一口气,继续品尝与聊天。其中一位我已忘记容貌 的中年男子,在不为人察觉时,端起暖瓶走过来,默默地给我添了一杯甜茶。

甜 茶的价格,过去一杯两毛钱,现在一杯五毛钱,而装甜茶的玻璃杯却似乎在缩小。喝甜茶的人太多了,服务员一杯杯地往玻璃杯里倒茶已经忙不过来了,所以现在盛 行的是用暖水瓶装甜茶。大大小小的暖水瓶,一磅三磅到八磅,其中三磅甜茶,价格也从三元钱涨到七元钱了。我跟母亲和妹妹常去西郊拉萨饭店对面的甜茶馆,虽 很普通,但是茶客食客很多,甜茶做得地道,添加点自己带的尼泊尔咖啡就更香醇了,我边饮茶边记下了已经上涨的价格。

自 己家做甜茶,稍微讲究的话,是在熬煮的印度红茶里兑上鲜牛奶,最好是本地农村的奶牛挤的鲜奶。一般都加的是从超市买的牛奶,什么伊利、蒙牛,每箱价格都会 比内地多几块,那个特仑苏,在拉萨比在北京贵五、六元钱,竟然理直气壮。也有加奶粉的,经济条件差的,都是去冲赛康小商品批发市场买廉价奶粉。而所有的甜 茶馆,都可能是从冲赛康小商品批发市场买廉价奶粉。那种奶粉在电视和报纸上是看不到广告的,在北京或成都的超市里也从不见踪影的,厂家一般都在陕西、甘肃 或青海,价格便宜,包装花哨。

在 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让中国成千上万的婴幼儿变成“结石宝宝”的事情被披露之后,据说发现至少有二三十种奶粉属于“毒奶粉”,甚至连著名品牌的奶制品也 有问题,想起我去“载追”喝甜茶,参观过那巨大的、热气腾腾的厨房,看到装廉价奶粉的包装袋堆得像小山,而这只是大半天用过的奶粉袋,很难想象每天要用多 少奶粉来做甜茶。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与拉萨的朋友讨论过这件事:“不知道拉萨有多少人患有肾病?”“非常多,我弟弟今年就得了。”“他去甜茶馆 吗?”“天天去。”“真应该调查一下。”“谁敢呢!这个真相也许很可怕。”

江苏路


然而这条街是这么地生硬,霸道,就像一柄刺刀斜斜地切入拉萨的右肋,如果我是面朝东方站立的话,这条街就在我的右边。

联 想到刺刀不是没来由的,长长的江苏路上最为重要的单位之一,正是早已盘踞半个世纪的西藏军区,刺刀的寒光令平民百姓望而生畏,而我人生的最初四年,却是在 那里面度过的,因为我是一个金珠玛米的女儿,生于文革。在我父亲为那时候所拍的照片中,有一张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上游行。那天一定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 子。阳光下,一片密密麻麻的刺刀比一旁稀疏的树木更多,更像密集的丛林。然而,树木不会如刺刀一般闪耀着令人心惊的寒光。那片闪耀着寒光的刺刀扛在一个个 正举着毛主席语录本并高呼口号的年轻军人肩上,虽然是黑白照片,但可以想象得到无数本红色的小宝书与闪耀着寒光的刺刀所构成的是怎样的一个情景,使得远处 的布达拉宫也自身难保。

如 今,虽然这条街上云集的有如同中国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党政机关、行政单位、学校医院、报社工厂、旅馆饭馆,以及占地广阔、戒备森严的那个军队大院,但最 有名的是它被叫做电脑一条街,可想而知有多少与电脑相关的店面——差点忘记,这里曾经还被叫做“党政军妓一条街”,街道两边尽是一间间色情小屋,天一黑就 闪烁着粉红色的灯光,大概因为那样的称呼实在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色情小屋遂被电脑小店取代了。

我 也曾抱着电脑去其中的某个店里修过,还去刻录过属于“反动宣传品”的电影和歌曲。有一部是好莱坞拍的故事片《西藏七年》,说实话,影片中有些片断漫画化 了,比如下巴上长着一颗痣、貌似或影射毛泽东的解放军军官,冲着年轻的达赖喇嘛一脚践踏神圣的坛城模型,虽然中共的所作所为的确如此,但这样过度艺术化的 表现还是夸张了,显然并不了解先礼后兵、先屈后伸、先恭后踞的中国文化。不过我很早就是海因里希·哈勒【8】的粉丝,自然也就成了扮演他的明星布拉德·皮 特的粉丝,再说了,那时候要找到这部电影多么不容易啊,竟然换了一个类似港台枪战片的火爆片名流入拉萨的影碟市场,所以须得赶在被揭发之前去复制。

江 苏路,这是一个犹如刺刀一般具有杀伤力的名字,但不太记得这条街是什么时候与江苏连接在一起的,大概有十多年了。了解“西藏问题”的人会知道这意味着拉萨 的对口“援藏”地区是江苏省。所谓“援藏”实质上就是类似诸侯割据,中国各省份将西藏自治区如切蛋糕似的分成无数块,各自承包,趁着“西部大开发”以自肥 尔。且欲盖弥彰地,为了在当地永远地刻下自己的丰功伟绩,纷纷给建筑物、街道等起名或改名,什么广州路、上海广场、泰州广场、山东大厦诸如此类,以飞快的 速度覆盖了西藏自治区的地图。

对 口“援藏”拉萨的,除了江苏省还有北京市。不过早在文革之前,拉萨城里就已经有了北京路,是从藏人口中的德吉囊嘎改过去的,原来的意思是幸福路。至于文 革,更是改名成风,帕廓改为立新大街、朵森格(石狮子)改为新华路、宇妥(绿松石屋顶)改为人民路等等。连山也被改了名字,夹波日(指药王山)成了胜利 峰。而法王之宫——罗布林卡被改为人民公园、布达拉宫差点被改为东方红宫。显而易见,拉萨已经陷入一大堆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完全无关的新名词之中, 来自外地的“解放者”喧宾夺主地给这个与己无关的古城,建构了并不新颖且霸气十足的革命地名学。

至 于今天的更名或起名比文革时代更胜一筹,它干脆是以中国各地的地名来命名图伯特的地标,不再是充满意识形态含义的名字。根本上,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或盘 算呢?是为了让原住民的藏人们从陌生的地名中感受到帝国的威力,在不得不习惯的过程中失去对本土的记忆与传承?还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移民生活在以他们故乡 的地名所构成的帝国版图的想象之中?一个个中国各地的名字,为的是把图伯特完全地“中国”化,让图伯特逐渐地消失在“中国”的符号之中,说到底,这完全是 一种殖民行为,如果我们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

原 有的、本来的、属于自己的地名被改变,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一种抹煞记忆的阴谋,是一把割断与过去联系的剪刀,是一夜之间就已面目全非的悲剧。每次 从汉地回到拉萨,我好似不是回到藏人的地盘,而是穿梭于汉人的街道之中。那些路的名字大多是汉地的地名,那些商店的名字也基本是汉地商店的名字,迎面看见 的、错臂而过的、回头瞥见的,都是再也熟悉不过的汉人的模样,就像是我根本就没有离开汉地一步,无论走多远、多久,依然还被困在他牢牢攥住的手心里。

太阳岛


一直以来,我对城北的太阳岛很有兴趣。此乃整个拉萨最为光怪陆离的角落,堪称今日拉萨的缩影,值得给那些去采访的外媒记者或去旅游的外族朋友隆重推荐。

从 前这里叫做“江玛林卡”(长满可以做扫帚的野草丛林),有树木有沙滩有拉萨河静静流过,小桥的两头挂满了重重经幡。又被戏谑为“古玛林卡”,意思是小偷藏 身的园林。1994年,经由一位在西藏最具盛名的汉人画家推介,来自澳门的开发商与当局合作,将这片野生园林改建成了赌场,之后有内地富豪接手改建成中和 国际城,很快这里成了拉萨最大的、最公开的红灯区,云集上千名妓女。

网 上有篇关于拉萨性工作者的调查报告,称在拉萨流传这么一句话:“没钱的逛二环路,中产阶级进天海夜市,高产阶级拜太阳岛”,并写到:“在拉萨的二环路,三 环路和四环路上散布着无数的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的少女、少妇,甚至包括许多中年妇女,在整个拉萨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9】一个从深圳 去拉萨的汉人嫖客得意洋洋地在网上介绍嫖娼心得:“中和国际城是拉萨真正的红灯区,高中低档的都有,尼泊尔的,俄罗斯的也有,国外的贵,还丑,建议支持国 货,中和国际城到底有多少小姐,没数过,反正中和国际城方圆5公里最多的店子是卖肉的,哈哈”。【10】

除此,太阳岛还夹杂着各地风味的饭馆、藏獒销售中心(墙上挂着十世班禅喇嘛的巨幅照片,桌上摆着毛泽东的像框)、四颗星的大酒店(有西餐中餐藏餐和印度餐等)、出售性用品的众多成人商店,以及拉萨民族文化艺术宫、拉萨市政府的临时办公室等等。

我 去过一个叫做“人民公社”的饭馆,里面供毛泽东像,挂毛泽东语录,服务员一律穿别着毛泽东像章的军绿色服装,几分像红卫兵,几分像红色革命电影里的国民党 特工,几分像妖怪。披挂一条洁白哈达的毛像两边,挂着一副对联:“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邓小平”,据悉开饭馆的老板就来自邓小平的家乡,看来的确是富 了他。

我 还在“民族文化艺术宫”看过一场由官商联手推出的歌舞剧《喜玛拉雅》,演出人员基本上来自中国内地,表演的节目有杂技、魔术,夹杂着貌似印度舞、泰国舞、 阿拉伯肚皮舞实则乃一场场色情意味的艳舞,还夹杂着青藏铁路和火车、五星红旗和奥运火炬,就差要求全场起立高唱中国国歌了。尤其恶俗的是,还让一位自称叫 什么卓玛的“藏族少女”在台上招亲,被邀上台的男性汉人观众如果答应三个条件就可以当“古格国王”,如果不答应,“藏族少女”娇滴滴地宣布:“就惩罚他磕长头”。

这真是一句非常糟糕的台词,一下子就让这个自称“领军西藏文化”的歌舞剧露 馅了。磕长头意味着什么?哪些人会以三步一个等身长头的方式来丈量通往圣地拉萨的迢迢长路?难道他们都是遭到惩罚的人吗?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过?对于藏人 来说,磕长头的人都是了不起的朝圣者,他们以折损肉体的苦行表达了极其虔诚的信仰之心,值得垂下头颅向其致敬。然而,在这出充斥着藏文化符号的大杂烩里, 原本意味着无量功德的神圣行为却被视为“惩罚”,这即便是玩笑,也太过分了。而真正的图伯特,在这样的玩笑中,分明是被贬低了,被辱没了,被亵渎了。

我 还认识两个开茶园的回族人,来自西北的马哈桑和冶成晶,算是太阳岛最早的移民,有过在可可西里挖黄金、猎杀藏羚羊以及在安多矿山的山洞里与熊搏斗的惊险经 历。起初生意不错,他们种树栽花,还从青海买来两头骆驼,放在茶园门口,打算给好奇骑骆驼的茶客拍照收钱。可是,骆驼运来了,茶园前面的草滩却被财大气粗 又有后台的汉人老板给开发了,建起了幢幢高楼。

“ 骆驼每天要吃很多草的,但没草吃了,我们又喂不起,想杀了卖肉,可养了一年多,有感情了,舍不得杀,只好卖给罗布林卡的动物园。动物园给了我们一万元,可 是我们当初买的时候,一头就一万元。这两头骆驼,一头是公的,一头是母的,还生了一头小骆驼,可惜没多久就病死了。这可能是在拉萨生下的第一头骆驼吧。” 马哈桑怅惘地说。

我原以为还真是马哈桑带来的骆驼在拉萨生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头骆驼,直到最近从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拍的是1943年的拉萨场景,当然拍摄者是西方人,而结尾处,出现了一群驼峰高高的骆驼,没错,就是在拉萨。

蜜蜂量贩KTV


之 所以专门为这个场所写一段,是因为藏历土鼠年八月某日,我被“客仓”(他们)【11】传唤,而不得不提前离开拉萨的前夜,几位年纪比我小的亲友为我和W送 行的地点,正是蜜蜂量贩KTV,恰巧位于无奇不有的太阳岛。至今,我还保留着印有该KTV小广告的火柴盒,是这样介绍的:“投资上千万打造的星级健康娱乐 品牌,以量贩式经营的娱乐场所,……分别设计出48个不同风格、不同蕴涵的星级豪华包房,……内含30000多首新老歌曲在这里让你体验做歌星的感觉,实 现做歌星的梦想”。

这 里似乎是一个歌舞升平的热闹人间。来这里欢度时光的人,以有权有钱的中年人或接近中年的人为主。公款消费居多,老板请客也有。官商利益集团,当局体制阶 层。有地位的不同、金钱的多少之分,无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区别,从而实现了某种大同。闪耀的,金光闪耀;昏暗的,隐秘昏暗;这里可以让企图炫耀或竭力掩饰的 俗人都各得其所。欢歌笑语,醉生梦死,一掷千金,五毒俱全……

这 里已经远离传说中的神圣拉萨,而酷似灯红酒绿的异国都市,然而它就在拉萨,甚至就在拉萨的中心,遥对着朝圣者顶礼膜拜的颇章布达拉,旁邻着转经者虔诚环绕 的祖拉康,也紧挨着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区党委政府大院和西藏军区大院。这里有恐惧吗?这里有泪水吗?这里有发自肺腑的低声倾诉吗?不知道。不知道。只知道 一点:在拉萨,只要你堕落,你就是安全无虞的。

拉萨有不少这类KTV,并且在网上发布如下信息:

1、男女服务员(20名):主要在客房陪客人喝酒、聊天、唱歌、娱乐、休闲等特殊服务;

2、男女公关各20名:日薪2000元以上,要求:18-35岁,青春靓丽,时尚前卫,充满活力、敢于挑战自我的俊男靓女,主要在包房为客人提供喝酒,唱歌,休闲,聊天等娱乐服务等特殊服务!可兼职。

3、夜场酒水推广(20名):主要为本会所客人提供点歌,开酒,推销酒水,等普通服务;

4、 KTV兼职人员(名额不限):欢迎在校学生或在职青年兼职,薪水300-1500元/天,可日结。要求:性别不限,高中以上学历,18-35岁,身高女 155mm以上,男170mm以上,形象好,气质佳,普通话标准,为人礼貌,思想开放大胆,应变能力强,有良好的敬业精神,以上人员无须工作经验,本酒店 有专业人员引导入行。可兼职待遇:底薪8000+小费+回扣,月收入五万左右。招聘热线: 131xxxx7799,联系人:刘姐。


注释:

【1】《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 薇思瓦纳珊编,单德兴译,页336,页3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瑞士)吉恩•莫尔摄影,金玥珏译,页64,新星出版社。

【3】《文化与帝国主义》,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页32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王力雄:<西藏之水救中国,谁来救西藏?>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92

【5】《老鼠爱大米》是2004年在中国走红网络的流行歌曲。

【6】喝茶:所谓“喝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喝茶只是一种象征,也可以说是对异议人士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简单的归纳就是被当局负责内政保卫的机构邀请,并在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谈话或者说威胁就叫“喝茶”。故有异见人士建立网站“喝茶记”。

【7】 单位:这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据说有老外不远万里一到中国,就被这个词儿给搞懵了,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类似的机构。简单地说,单位即有着社会主 义优越性的“铁饭碗”,人只要端上了这“铁饭碗”,浑身上下就会散发出某种味道,如何形容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干脆就以“单位”来形容、比喻、描绘它 吧。

【8】 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奥地利人,登山家和探险家,于1946年-1959年在拉萨生活,著有《西藏七年》一书,是达赖喇嘛童年时代的老师。他在拉萨期间拍摄大量 图片,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1997年,他的书被拍成好莱坞大片,由布拉德•皮特(Brad Pitt)饰演他本人。2006年1月7日逝世,享年93岁。

【9】http://blog.sociology.org.cn/maweimingpku/articles/5198.html

【10】http://www.publicbbs.com/BBSdetail.aspx?id=10728

【11】客仓:安多藏语,他们。在民间的安多方言中属于一个特殊的指示代词,专指当局、警察、军人、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