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5日 星期二

我與參與砸大昭寺的拉薩紅衛兵韃瓦的對話

作者:唯色

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際,我的兩本書《殺劫》和《西藏記憶》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殺劫》是文革在西藏的歷史影像及其評述,我已經多有介紹。《西藏記憶》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從寫作《殺劫》時接觸的七十多位訪談者中,將二十三人的講述輯成此書。他們當中,有二十位藏人、兩位漢人、一位回族。他們當中,有拉薩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創建人,有當年的紅衛兵、積極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鬥的舊日西藏的貴族、喇嘛、醫生,有文革中的記者、解放軍軍官等等。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為此將《西藏記憶》中的相關重要訪談,在我設于自由亞洲網站的博客上發表。



唯色(以下簡稱“唯”):你是拉中高66級的學生,也是拉中最早的紅衛兵,你還記得拉薩紅衛兵組織是怎麼成立的嗎?

韃瓦(以下簡稱“韃”):哦,那也是稀裡糊塗。內地成立了紅衛兵,我們這邊也成立了紅衛兵。具體時間記不清楚了,反正是毛主席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那段時間。只要是學生都可以戴紅衛兵袖章。

唯:都可以戴嗎?不講成分嗎?

韃:都可以戴。剛開始不講成分,沒有劃分這樣的界線,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反正都可以戴紅袖章,拿紅纓槍,不管是領主的後代還是窮人的後代。但很快就不行了,要看成分了。說是成分好的才能加入紅衛兵,成分不好的不允許,這樣才變了。那些出身不好的就把紅袖章取下來了。當時成分是很重要的。成分不好的話很受歧視。

唯:紅袖章是自己做的嗎?

韃:是啊,我就印了很多。先在鐵皮上刻好字樣,再印上油漆,塗在紅布上,然後在醫用高壓鍋裡蒸一會兒,這樣就不會掉色了。也有油印的。

唯:我從《西藏日報》上看到,8月19日拉薩第一次召開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大會時,有拉中和師校的紅衛兵參加,師校的紅衛兵還上臺給張國華戴紅袖章。

韃:我好像沒有更多的印象了。

唯:那你記得拉中有多少紅衛兵嗎?

韃:全校都是啊。

唯:大概有多少人?

韃:新生班加起來的話有七百多人。全部是紅衛兵。當然這是剛開始那會兒。我記得很清楚,先是不管成分好壞都可以是紅衛兵,但很快就講究這個成分了,就把成分不好的人都去掉了。

唯:組織者是誰?是老師嗎?

韃:主要是老師。像陶長松老師、謝方藝老師。主要就是他們兩個。學生裡面領頭的是出身好一點的學生。我也算是一個。

唯:拉中有多少漢族學生?

韃:拉中至少有三個班的漢族學生,如67(1967年畢業)二班都是漢族學生,全部加起來差不多有七八十個人。

唯:最先成立紅衛兵的,是拉中還是師校?

韃:應該是拉中。因為當時從各方面來講,拉中的名氣要比師校大。師校的名氣不大,而且年齡很懸殊,有的四十多歲,有的很小。很多是農村的,還有不少僧人。

唯:是寺院裡還俗的僧人嗎?

韃:不叫還俗。因為當時59年嘛,解放軍“平叛”的炮聲一響,僧人們都呆不住了,年齡小的都跑出來了。

唯:那他們在學校穿袈裟嗎?

韃:不穿。穿什麼穿。都穿跟我們一樣的衣服。師校最早和拉中在一起,所以我們很熟悉,後來就搬到沙拉寺東邊一個叫普決的寺廟裡,後來又搬到過去的藏幹校那裡,就是仲吉林卡那兒,現在的西藏大學那塊兒。師校的學生畢業後分到西藏各地,我聽說農村裡那些學校的老師很多都是從師校畢業的。這就和過去西藏不一樣了,那時候,農村哪裡有老師?當時的統治者不考慮這些。我還記得在59年以前,有一個叫做“孜那紮”的學校,在布達拉宮下面,分為僧官和俗官兩個分校。說來也怪,培養僧官的學校給各個寺廟下達指標,可以從各寺廟抽人,只要學好了就能當上官,七品官沒有問題。但培養俗官的學校還是從貴族家招生,都是貴族子弟,而且是貴族裡面的“重郭”。這“重郭”指的是世襲貴族。

唯:這麼說來,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是在拉中產生的?

韃:對。就西藏來講是這樣,接著大家就都一哄而起了。

唯:上次你講了去砸大昭寺的經過,我想再問一次,是不是事先早就有安排呢?

韃:肯定是的。

唯:《西藏日報》上記載的有24日那天紅衛兵去帕廓街一帶搞宣傳的事情,不過沒說砸大昭寺。那報導裡提過拉中的學生,一個叫米瑪次仁的,還有師校的一個叫巴桑的學生,當場把名字改了,還提到一個叫崗珠的油漆工人。

韃:叫米瑪次仁的,拉中有好幾個,不知說的是誰。師校那個學生,對了,就是我們一塊兒在司令部開過會的。至於那個油漆工人,就是今天還在當居委會書記的崗珠。他實際上是畫畫的,給藏式傢俱畫畫。

唯:回憶當天的經歷,你認為砸大昭寺的是以什麼樣的人為主呢?

韃:學生,居民,都有。實際上,我上次不是對你說過嗎?就像大昭寺的喇嘛說過的,那一天,只是砸了表面的,大概半個月以後吧,國家派了人來收拾。那個“土則列空”,外貿廢品收購站,聽上去好像是一個收破爛的,實際上,什麼廢品,什麼破爛,都是好東西,可是國家廉價收購啊,就給一點點錢。當時很多人都把家裡的寶貝送到那裡去了,有的出於害怕,有的是生活無奈,當然也有膽子大的人悄悄地藏起來了,這些人後來就好啦。膽子小的就倒楣了。

另外,聽說城關區的一個叫劉方的書記,他拿了“覺仁波切”跟前供放的一盞金燈,“龍東司恭”,樣子很普通,但很貴重,就是這個小子拿的。最後他得到了報應,他內調(指在西藏工作的漢人調回漢地)回去時車翻了,他的箱子也倒了,裡面有很多東西,其中就有這盞金燈。

唯:文革期間,像過去在大昭寺的喇嘛,他們怎麼辦呢?還在寺院裡呆著嗎?

韃:文革期間,寺廟裡有好多僧人都不敢呆了,離開了。像我哥哥,他從小在大昭寺出家為僧,這時候也呆不下去了,我想辦法把他接回居委會,沒再當喇嘛了。他現在跟我住在一起,六年前因為青光眼雙目失明了,天天躺在床上念經、睡覺。他不起來,說是走夠了,也看夠了。

唯:當初拉中的紅衛兵去砸大昭寺,還去砸過別的寺院嗎?

韃:砸大昭寺那天,紅衛兵還去了清真寺。可是他們進去一看,裡邊什麼也沒有,沒什麼可砸的,只好在牆上貼了些標語,寫了些口號,就走了。他們剛走,聽說回民就來了,拿著棒子、鐵鍬和斧頭什麼的,他們是來打紅衛兵的。西藏的回民人數不多,但是很團結,互相之間很照顧,誰家要是有困難,只要不偷不搶,他們都會來捐助的。西藏的回民和青海、甘肅的回民不一樣,說是回民,但其實和藏族差不多,無論是語言還是生活習慣都一樣,只是宗教信仰不一樣,所以我的一些回民同學說,我們是藏族中的回民,或者說我們是藏族中的穆斯林。可是藏族人彼此就不團結。不光分地區,還要分教派。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在國外的流亡社會也是這樣。

唯:這是一個問題,不然當年解放軍要進來也不會那麼容易。

韃:是啊,1950年解放軍為什麼能夠那麼順利地進入西藏?跟這都有關係。當時康巴人之間流傳著一句話:漢共產就像父母一樣,那大洋就像下雨一樣地落下來。好啦,到了後來就收拾了。像我們當時上學時每個月要發三十個大洋,不管貴族還是平民,統統都要給的,哪像現在的孩子上學要收多少錢啊。當然,當時這麼做也是收買人心,畢竟共產黨那時候還沒有站穩嘛,一旦站穩了就不是這樣了,就要收成本了。

唯:以後,你們拉中紅衛兵還有過什麼活動呢?

韃:有兩次去北京的“大串聯”。記得是9月初吧,拉薩紅衛兵也要“大串聯”,這是西藏的第一批串聯隊伍,其中有我,我們要去參加毛主席10月18日的接見。我們有五六十個人,有陶老師,有拉中和師校的學生,還有山南和日喀則的學生。區黨委還派了一個幹部,這人後來是民政廳的廳長紮西平措。他是來監視我們的,必須經常向自治區彙報我們的動向。

唯:為什麼要監視紅衛兵呢?

韃:可能是不相信我們吧。但是這個人文字不行,就找到我們的一個同學讓他來抄寫,我們同學一看他的原稿,生氣地說,媽那個P,都是告狀的,不抄了。告訴我們後我們也很生氣,就跟他辯論,他辯不過我們,也就很不高興,這樣我們跟他就有摩擦了。

我們坐汽車到了柳園,從柳園坐火車到了北京。我們在北京見到了毛主席。很激動。我還在北京花了五十元買了一套紅衛兵穿的那種軍便服。從北京回來的路上,我們說要從康藏公路走,他不幹,因為康藏公路比較危險,而且他也可能是出於考慮我們的安全,可是我們當時年輕,懂什麼嘛,非要從那兒走,還說人家修路的都不怕,我們怕什麼之類的話。他爭不過就整我們,本來北京到成都的火車有直達的,他給我們的卻是到西安的火車票。當時火車直接上去就可以,不用花錢買車票的。我們不知道火車坐錯了,一下子被帶到了西安。可是陶老師先上了去成都的火車,我們說好在成都會合的,結果他一個人到了成都。我們上當了,就到西藏民院住了幾天,那幾天我們天天罵他吵他,他都頭疼死了。但師校和專區的學生挺巴結他的,我們又跟那些學生鬧。這樣我們就分道揚鑣了。我們從西安到了成都,找到陶老師,坐車回了拉薩,路上足足走了半個月。康藏公路確實挺危險的,一同進藏的有兩輛客車,一車上是我們,一車上是那些休假的幹部,他們都提心吊膽的,害怕翻車,連個氣兒都不敢出,不像我們有唱有說,很開心。回到拉薩差不多11月底了。

唯:那麼,內地的紅衛兵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呢?

韃:可能是“大串聯”開始以後他們才進來的。北京有個八十三中還是八十幾中,來了不少人,很厲害,算是比較強的力量。還有北航、青海八一八、內蒙古交通學校,等等。有了“造總”以後,他們都住在總部裡面,也就是二所。還有就是在內地民族學院上學的西藏學生,像中央民院、西藏民院等等。從西藏民院回來的人最多,比我們拉中的學生還要多,他們可能有幾千人,一擁而上,拉薩的大街小巷都是。他們大部分是“農奴戟”,是屬於“大聯指”的。我們拉中和中央民院的大部分是“造總”。當然有個別的還是站不住腳啊。除了西藏民院的大部分學生以外,其他的內地來的學生幾乎都是傾向“造總”的。

唯:內地來的學生跟你們的關係怎麼樣?是領導你們,還是互相都是平行的?

韃:應該說是平行的。但也有因為他們是從首都來的,對很多情況比我們熟悉,所以讓他們策劃什麼的。另外像從清華大學回來的達瓦次仁和阿旺次仁都是拉中學生,就好像自家人一樣。他們倆算是來發動。因為這裡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只能聽聽廣播什麼的。他們一來很多情況都清楚了。

唯:兩派就是從紅衛兵分化出來的嗎?

韃:對。“造總”和“大聯指”裡面都有紅衛兵。反正一個是保當官的,一個是打當官的。就這個意思。所以,軍隊都向著“大聯指”。他們手裡武器多得很,是部隊給的。明著不敢給,就暗地裡給嘛。所以他們還有軍裝,好吃好喝的,糧食都是足足的。我們“造總”不行,窮光蛋,幾乎沒有武器,說是總部,別人聽起來挺害怕的,可整個總部實際上只有一隻手槍,那還是機修廠的一個漢族的。我們都沒有武器,要是真的攻打的話,只能挨打。所以我們就撿了一些鐵桶桶掛在樓上,好像那是炮似的。不過我們手裡有那種鐵的裝著雷管、炸藥的土手榴彈,當時我好不容易拿到一個,可是被我們在廣播電臺的一個同學看見了,硬拿走了,沒想到回去後他向同事炫耀,不小心點著了,結果炸了,幸好別人都跑得快,他雖然負傷了,但不重。但這件事情被住在電臺的軍宣隊和“大聯指”的說成是“造總”炸電臺的事件。那會兒武鬥已經開始了。先是辯論,接著是拳頭,然後是石頭,然後就是槍炮了。

唯:“造總”後來有武器嗎?

韃:汽車三隊是“三司”,“造總”第三司令部,他們有一個小分隊,都有武器。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可能是繳獲的。但我很少去那裡打交道。第四司令部就是居委會這一攤子。

唯:是不是當時兩派各自下面都有很多組織?

韃:對,很多,“大聯指”下面比較出名的就是“農奴戟”,我們這邊“三司”和“四司”比較凶,其次就是拉中的。拉中的辯論、寫大字報可以,打不行,所以武鬥致死的只有一個學生,是在攻報社的時候,自製的手榴彈炸了,落在他的頭上,就死了。這自製的手榴彈很不保險。當時還有自製的手槍,但我們拿不到。

“造總”下面主要有三個組織:“造反公社”、“造反總部”、“紅衛兵司令部”。這跟“大聯指”差不多,他們也主要是“大聯指”總部、“農奴戟”和“農牧民司令部”。“農牧民司令部”的總部在“居麥”也就是下密院那裡。

我們學生都屬於“紅衛兵司令部”,機關裡的幹部、職工和城市裡的居民、工人屬於“造反總部”,郊區的農民算是“造反公社”。剛辦“造反公社”時,我和拉中幾個學生在那兒稱頭,包括蔡公塘辦事處、拉魯辦事處、東風辦事處(在今天納金路一帶),由這三個農村辦事處中屬於“造總”的農村幹部和我們一起組成。蔡公塘辦事處大部分幹部屬於“造總”,但有意思的是,老百姓大部分是“大聯指”。我們的辦公室在二所裡面,也就是堯西大院東邊的角落上。有兩間房子,我們住在那裡。整個大院是屬於“造反總部”的。陶老師他們也住在那裡。陶老師算是最大的頭頭,還有一個大修廠還是機修廠的漢族也是頭頭。謝方藝主要在拉中,但他也是總部的一個頭頭。

我們在“造反公社”,主要就是給當地的農民發傳單,組織開會,進行各種宣傳和鼓動。還給農民發糧食,總部當時有一點糧食。

兩派“大聯合”以後,“造反公社”就取消了,我們就回學校了,不久“造總”不行了,掌權的幾乎都是“大聯指”,“造總”幾乎沒人能夠上去,所以我們拉中的學生全都被下放到農村了。給了我們糧票、布票和一些錢,也就是塞我們嘴巴嘛,就這麼打發去了,當然不去也不行,這在當時是一個趨勢。我被安排到蔡公塘了,在“造反公社”時認識的農村幹部的説明下,我去了一個相對較好的生產隊裡,那是69年9月份,當了整整一年的農民,然後招幹回到了城裡。

唯:你是否覺得你們這些學生紅衛兵其實是犧牲品?

韃:就是啊。都是替罪羊,被人家當槍使。我們十八九歲的孩子懂什麼?從這方面講,我們是犧牲品。我們班在當時是學校裡最高的班級,66年就應該高中畢業,分配工作,可是我們堅持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不離開學校,結果又多呆了三年,69年才畢業,下鄉當知青,後來工作年限只得從69年算起。我們是西藏最早的知青。除了文革前進校的新生班,其他學生全都趕到鄉下去了,一兩年後新生班也給放下去了。所以就有這種說法,拉中的那些老一批的學生,把大家都連累得抬不起頭。後來陸陸續續地又回來了,有的一兩年就回來了,有的在鄉下呆了六七年,這些都是出身差的同學,層層卡。我正好在農村呆了一年,運氣不錯。這也是因為我的出身好。內地的知青是在我們之後插隊的。可能是七十年代初期。

唯:拉中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呢?

韃:學生都要住宿。封閉式的教育。只有週末沒有課,可以出去看露天電影什麼的。藏漢老師各占一半,都非常好,現在可能找不到那種老師了。漢族老師很多都會說藏語,初中的課程如數理化都是用藏語教授,高中以後才用漢語教授。漢族老師裡面謝方藝、鄭國梁、龍國泰都不錯。陶老師雖然沒當過我們的班主任,也沒給我們上過課,但他威信高,也很有學問。他同樣很不順利,所以說文化大革命既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毀滅人。大部分人都被毀了。

拉中的名譽校長是達賴喇嘛。校長是達賴喇嘛的大經師赤江仁波切,他還是一小的校長。那是1959年以前。

唯:如今,像你對文化大革命是怎麼樣的一個看法呢?

韃:文化大革命不好。大家也知道,毛主席晚年老糊塗了,生怕別人奪自己的權。蔣介石曾經說過一句話,我不是共產黨打敗的,而是國民黨自己把自己打敗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是共產黨自己折騰自己的。

唯:但是對西藏的破壞是不是很大呢?

韃:文化大革命對西藏的破壞那是沒話可說的。全藏地包括康區和安多,7千多座寺廟在59年毀了一批,可是經過59年剩下的這些,在文革當中又幾乎全部被毀掉。包括布達拉宮,“破四舊”時雪居委會想去砸,被解放軍給攔住了,據說是周總理的命令。可是後來挖防空洞時,用炸藥炸瑪波日(布達拉宮所座落的山)兩邊,破壞相當大,導致布達拉宮現在經常這個裂縫那個裂縫的,所以為什麼現在布達拉要維修,不維修不行啊。

布達拉宮第一次維修時,中央給了四千萬,據說當時來了財政部的一個副部長,他在會上不停地說,中央財政很困難,可還是撥款4千萬來維修。當時阿沛也在場,他就說,既然國家財政這麼困難,我們就不要中央撥款了,你們把布達拉宮的金庫打開,用金庫的錢來維修布達拉宮。這金庫叫做“朗色旁准”,過去藏政府在全藏收稅之後,把稅收變成黃金和珠寶,然後放在這個倉庫裡,只存不取,只進不出,有人說有三百年,有人說有五百年,你想一想,這裡面會有多少財富?可是文革當中這個金庫被搬空了,裡面什麼都沒有了,全沒了。據說阿沛其實知道這件事,他是故意這麼說的。這一說,就有人回答,金庫早就空了,哪兒有什麼黃金啊,全都被國家拿走了。財政部的那個領導一聽,再也不吭氣了。

布達拉宮下面現在還有防空洞。西邊的在賣青稞酒,東邊也有一個,我沒進去,但是有。藥王山下麵也有防空洞。誰知道為什麼要選在那裡挖防空洞,可能是離自治區頭頭們近吧。文革前,區黨委還在易貢(位於海拔較低的林芝地區)建黨校,聽說區黨委準備遷到那裡去,這是因為張國華他們怕死,怕飛機來炸。

所以班禪大師不是說過嗎?西藏沒有一座寺院沒被破壞,最輕的可能是布達拉宮。今天布達拉宮舉行了第二期維修典禮,還要維修羅布林卡和薩迦寺,其實這些地方都在文革時候被破壞過。

唯:可是,關於西藏的寺院被破壞,現在有這麼一種說法,說是藏族人自己給砸的。你認為呢?

韃:說藏族人自己砸寺院,有沒有這種人呢?有。不過很多人是被迫的。總的來說這個責任還是在於政府。政府若是要制止的話是完全可以制止的。比如像阿沛,群眾要鬥他,中央要保他還不是保下來了。所以只要想保護的話完全可以做到。你有那麼多軍隊,你派軍隊去守著,誰敢去砸寺院啊?誰也不敢去。事後放馬後炮誰不會放啊。不過,當時政府自己的許多官員也保不住自己了,自身難保了。我聽說周總理自己也很困難。但不管怎樣,只要當時派遣軍隊去保護,還是多少都會保護下來的。

唯:我還想問一個問題,當年那麼多運動,如“民改”之後的“三教”、“四清”等,花了很長時間來發動群眾起來革命,所以是不是有不少人已經被洗了腦,以致到文革時有那麼多的群眾參加,其中有害怕的,但也有的是很真誠的,自發的,是不是?而且,宗教是不是在整個藏地都沒有地位了?共產黨變成了新的神?共產主義變成了新的信仰?

韃:文革期間,宗教的確被壓下去了,但是對於年紀大的老人來說,肯定是口服心不服的。他們對宗教是一直都沒有放棄的。雖然迫於整個社會的壓力不敢公開表示,但是潛伏在他們心中的信仰是存在的。但確實也有部分的年輕人,就像我們這批人,在宗教方面我們並不懂,也沒有人教過,只是有點印象而已。所以在當時很容易被洗了腦。但是宗教的影響力是難以想像的。比如文革結束之後,從那邊(指印度流亡藏人社區)派來的參觀團(1979年,中國政府允許流亡西藏人士和達賴喇嘛的親屬回西藏參觀)受到了特別隆重的歡迎,顯示出了宗教在人心中的地位。當時在大昭寺講經場人山人海,這之前各單位以及居委會還開會教育群眾,不要罵他們不要打他們什麼的,想不到事實上的效果恰恰相反,達賴喇嘛的哥哥在臺上每說一句話,人們都歡呼,他一招手全場都安靜得很,鴉雀無聲。沒有別的原因,就因為他是達賴喇嘛的哥哥。宗教這個東西可不一樣啊。畢竟共產黨教育的時間不長,但是宗教有著上千年的歷史,它的潛移默化的力量很大,哪裡有那麼好對付!又比如今天有很多年輕人很信仰宗教,“薩嘎達瓦”時轉經的人裡面就有很多年輕人,這也顯示了宗教的生命力,宗教是不可能滅亡的。

唯:說到達賴喇嘛派回來的參觀團引起的反響,這是不是還有一個原因?比如這是在文革結束之後,共產黨表示又可以信仰宗教,而且還把在文革中打倒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來,讓他們享受優厚的待遇,這是不是刺激了那些參加革命的積極分子?另外,經過這麼一番折騰,他們發現毛主席這個神還是不如我們西藏自己的神厲害,他那個神是要死的,而我們的神死了還可以轉世,他們於是後悔自己的行為,尤其是破壞宗教的行為,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韃:這個有可能。怎麼說呢?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修寺廟最積極的確實是當初打砸搶也很積極的那些人。為什麼呢?可能是悔過吧。這當中有一部分人是腦子比較滑,看到什麼形勢就跟什麼形勢。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是出於悔過。其實,別看現在信教的人挺多,每天轉經的人挺多,可是,到底西藏的宗教是什麼?肯定知道的人很少。實際上我們看的話,西藏的宗教主要針對的是人的心靈,信仰宗教就是治療心靈,心治好了那就是宗教的目的。

唯:那麼,你對那些積極分子是什麼看法?

韃:一部分人是無知,緊跟當時的風氣,一部分人是流氓,沒有教養的,還有一部分人是滑頭,想要爬上去當官的,當然也有人是出於真誠。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唯:積極分子在文革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韃:起了相當不好的作用,而且這個作用還挺大的。像砸寺院呀這些,都是他們帶的頭。可是這些人的素質如何呢?我舉一個例吧。我們有一個鄰居,他的兒子比較調皮,踢足球時把球踢到治保主任的頭上,治保主任就把他抓起來了。當時正在開群眾大會,治保主任就勒令這個小孩子跪在臺上,他爸爸當時去拉板車不知道這回事,回家聽人說你兒子被罰跪,就趕去了。他這個人膽子挺大的,他走到臺上跟兒子跪在一起說,老爺,我的畜生兒子不懂事,竟然敢把球踢到你頭上,真是該死。他說話的方式完全是過去舊社會時對貴族說話的方式,這下弄得治保主任下不來台,不好意思地說,算了,算了,回去吧。由此可見這些人的素質。現在這些人還是有。

唯:居委會的幹部有這麼厲害嗎?

韃:有。他們的權力大得很,比過去貴族的權力還大。再舉一個例,居委會裡的那些孤寡老人平時沒人管,一旦死了,居委會就來管了。把門一關,裡邊的東西一搜,好的就瓜分了,剩下的就充公了,或者拍賣了,類似的事情很多,所以居委會的頭頭一個二個都發了。

有些積極分子轉向起來比誰都要虔誠。比如我的一個同學的父親,是康董卓康居委會的主任,聽說他過去很積極,整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很凶的,以至於這些挨整的人說,就是骨頭生銹了也忘不了這個主任,當然表面上還是對他點頭哈腰的,可現在這個主任變成什麼樣子了呢?日喀則那邊不是有個夏魯寺嗎?他給夏魯寺送過一車的綿羊,還把夏魯寺在文革時被毀的一座佛塔給蓋起來了,可是後來被水沖了,他又花了四十多萬把塔給重新蓋起來了。還有一個人,是納金電廠附近公社的書記,八幾年那會兒,他要退休了,開始去轉經,有人提意見,老頭不高興,向上面交了一份退黨報告說,年輕的時候忠心耿耿為黨工作了,年紀大了,宗教這個東西丟不了,但是共產黨員是不能信教的,所以要求退黨。但是他的要求沒有批,不過也沒有管他信教的事情。類似的基層幹部其實很多。

唯:積極分子的轉變是不是也跟那些所謂的“牛鬼蛇神”的命運的轉變有關係呢?忽而打倒在地,忽而高高在上,以至於這些群眾認為搞來搞去都一樣。

韃:是,這點早就公開的說過。曾經拉薩發生“騷亂”之後召開大會,就有人在會上說,你們說“騷亂”表示舊社會要復辟,這舊社會復辟不復辟跟我們有什麼關係?要問去問龍王潭後面的人,這是他們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事情。龍王潭後面是自治區政協,裡面住著很多過去的上層人士,所以他要這麼說。其實不管是哪一個朝代,當權者的利益總是大過老百姓的利益,不管是舊社會還是新社會都一樣。除了毛主席那個時代,反正大家的肚子都是空空的,沒什麼油水。而且這個帽子那個帽子的,誰敢搞腐敗呢?反而不管真心還是假意,總是要考慮老百姓的。

說到“牛鬼蛇神”,這些人大都是過去的上層人士,他們在文革時被整得很慘,無疑是很可憐的,但從西藏的歷史來看,這些貴族實在是太腐敗了,他們擁有一切,土地、牛羊、莊園等等。寺廟也是很有錢的。有的貴族人家、有的寺廟的財產比“甘丹頗章”(西藏原政權)還要多。聽說功德林的財產就超過了西藏政府。老百姓有什麼呢?連土地都沒有。所以有的人被鬥真的是活該,誰讓他們那麼積極地去當“愛國人士”呢?當然政治的力量很強大,他們也只有跟共產黨合作的命運,所以今天他們的日子又好過了。

唯:文革以後,西藏的官員當中是不是“大聯指”的比“造總”的要多?

韃:基本上都是“大聯指”的。像熱地書記就是一個典型,他就是搞派性上去的。他原來是那曲地區造反派的頭頭。據說在北京給兩派辦學習班時,熱地表態很積極,很會討中央領導的歡心,所以他被看中了,以後就一直得到提拔,提拔到現在這種程度。

唯:是啊,可是陶長松就被說成是“三種人”,抓起來關了一年多,但“大聯指”裡面的似乎就沒有誰是“三種人”。

韃:是,不但不抓,而且官越升越大。如果陶老師是“大聯指”就會升上去,像“大聯指”的頭頭劉紹民還當了山南地委的專員。他後來調到農牧學院,據說在那裡還出了紕漏,說是有一筆錢貸出去了,吃了利息,為這事還被專門查過,最後不了了之。

唯:你現在回顧兩派,對這兩派的看法是什麼樣的?

韃:當時倒是在說,“大聯指”是保皇派,“造總”是造反派,我到現在也還是認為,那些當官的,尤其是官越當越大的,說他們狡猾也好,搞陰謀詭計也好,總之有很多手腕的。而“大聯指”的很多是靠這樣方式上去的。“造總”單純得多,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不管你是誰,可這一說就糟了,就記恨了,從此你工作再好也上不去。

唯:那麼你第一次看見這批照片時,是什麼感受呢?

韃:很難得啊,文化大革命的這些東西很難見到啊,這些照片太珍貴了,這才是歷史的真面目,再想說假話也假不了。而且保存的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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