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31日 星期三

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一):跟随父亲的影迹



纽约时报中文网
1999年,藏人作家唯色读到从海外传到拉萨的一本书《天葬:西藏的命运》,于是把她随解放军入藏的父亲遗留的一批底片寄给了从未谋面的该书作者王力雄。王力雄看过后认为太过珍贵,写信给唯色说:“让这些照片见证历史不是我这个外族人的职责,而是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在王力雄的帮助下,唯色开始恢复这些“西藏记忆”,带着照片在拉萨穿街走巷,寻找、采访照片中的人。2006年,《杀劫》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同时出版口述史《西藏记忆》,其中的口述者正是与唯色父亲的照片相关的23人。这两本书成为西藏文革研究的破冰之作。此时,唯色与王力雄已结为夫妻。
自2012年起,连续三年,唯色每年从北京返回拉萨,用父亲当年用过的相机,在40多年前父亲拍摄之处再做拍摄。今年5月,这些照片及补充的一万多字收入《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这本书集合了唯色父亲泽仁多吉于西藏文革期间所拍摄的近三百张照片,以及唯色依据这些照片从1999年起,在拉萨、北京等地访谈70多人,历时六年多所做的调查、采访所写的十余万字。
“杀劫”二字是藏语“革命”一词的谐音,藏语“文化”的谐音是汉语“人类”二字。藏语“文化革命”念起来就像汉语“人类杀劫”四字——这正是《杀劫》一书的主旨。《杀劫》之后的西藏又是怎样的呢?唯色拿着父亲的相机重返现场,依然发现文革在其中的延续。
2016年5月7日晚,《杀劫》文革50周年纪念新版发布会在台湾诚品书店举行,邀请唯色越洋连线参加。在发布会开始前半小时,数名北京国保突然簇拥门外,要求唯色放弃。靠着国保尚未掌握的一个移动网络,唯色在发布会伊始做了发言,随后那唯一的网络也被掐断。发布会嘉宾之一王丹撰文写到,这“成了新书发布会的一个精彩而具有像征意义的插曲。这个插曲,其实凸显了唯色的《杀劫》这本书触及到了当今中国的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一个是文革问题,而这本用大量图片揭露西藏地区的文化在文革期间如何受到摧残的书,一举把两个敏感问题结合在一起,也难怪中国安全部门如此大动干戈”。
唯色,全名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文革时出生于拉萨, 有四分之三的藏人血统与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她母亲为卫藏贵族的女儿,而她父亲泽仁多吉(汉名程宽德)是混血儿(祖母是康区藏人),他少年参军,在文革期间因部队里派系斗争激烈而受到整肃,被调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驻军单位,20年后才回到拉萨,于1991年去世,去世前为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唯色曾在西藏东部康地及中国汉地生活、学习20年。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就职甘孜报社任记者兼编辑。1990年春天重返拉萨,至2004年6月,就职《西藏文学》杂志社编辑。2003年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中国当局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遭查禁,由于拒绝承认错误,一年后被解除体制内的职务。现为独立作家、诗人,居北京、拉萨二地。
唯色在北京家中,通过Skype、网络电话和电子邮件接受了采访。采访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这本书中的照片大概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答:新版最新收入的20多张照片,是我用我父亲的相机,站到他当年同一角度再拍。其余近300张黑白照片都是我父亲拍摄的,主要集中在1966至1970年,文革后期也有一些。相机是蔡司伊康(Zeiss Ikon)。1950年代中期,我父亲是解放军少尉,用攒了两年的军饷,在拉萨帕廓尼泊尔人开的小店买的,他爱拍照,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问:为什么你父亲可以拍到这些照片?
泽仁多吉(汉名程宽德),西藏文革图片拍摄者。这张照片拍摄于1966年底,他抱着出生百日的唯色合影,地点为西藏军区。
Tsering Dorjee/Courtesy of Tsering Woeser
答:先说我父亲的身世。1950年初,毛泽东派军队进入西藏,经过我父亲的家乡德格,位于今天中国行政区划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我父亲被他的汉人父亲送去入伍,当时他只有13岁。我父亲的母亲是当地藏人。文革时,我父亲在西藏军区政治部,是一个副团职军官。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解放军在西藏的权力至高无上,西藏一直是军管。我猜测因为他解放军军官的身份,所以他拍照的时候也算有特权。我父亲是职业军人,特别遵守纪律。他们这方面的要求很严格,连发的笔记本都要上交,每一页都编了号,一页不能缺。他拍了这么多照片,如果是受命拍摄,肯定要将照片及底片全都上交。但这些照片和底片都留下来了,说明不可能是军区派的任务。
那个年代,拥有相机的人很少,有相机又有机会去拍摄公共事件的人就更少。当时在西藏的媒体有几家,新华社驻西藏分社、《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片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西藏军区主办的《高原战士报》等,在西藏文革期间很活跃,拍纪录片,拍照片,写报道。但在当时的报纸、画报上,却看不到一张砸寺院、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我查过1966至1970年的《西藏日报》,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
《杀劫》书中,我父亲拍的一张在帕廓街游斗旧西藏贵族、高僧的照片,出现了三个也在拍照的人。其中两人后来被认出,一个是《西藏日报》的记者,一个是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这说明除了我父亲之外,当时还是有人在拍西藏文革。不过他们都没有把照片拿出来。其中有三四个摄影记者后来被官方称为西藏最权威的摄影家,称他们拍摄过西藏许多重大事件,如解放军进藏、所谓的“民主改革”、中印战争、人民公社化等等,甚至包括西藏文革。他们拍的许多照片都公开了,但涉及西藏文革,只有几句文字叙述,却没有提供照片。最近看到有两三张西藏文革照片出现在网上,但都不是砸寺院、斗“牛鬼蛇神”的照片。我父亲不是官方任命的摄影记者,我认为拍摄这些照片是他个人意愿。
问:你父亲保存下来的西藏文革照片大概有多少?
答: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分为两个时期:初期集中在拉萨拍摄,约300多张;后期因我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去了藏东康区,这时期的照片大约也有数百张。我用在《杀劫》一书中有近300张照片。主要分为五个内容:1.砸烂旧西藏:包括“破四旧”即砸寺院、斗“牛鬼蛇神”、换新名;2.造反者的内战:指在西藏的两大造反派的活动;3.龙在雪域:指中共军队是西藏的最高权力,从城市到乡村、牧场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叛者大开杀戒等;4.毛的新西藏,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办人民公社,以及对毛的个人崇拜;5.尾声,指的是文革结束。
问:主要拍的是什么内容?
2013年10月29日,唯色用父亲留下的老相机在拉萨拍摄。
Pazu Kong/Courtesy of Tsering Woeser
答:集会和事件比较多,集会都是那种大型的群众性场面,如数万人庆祝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事件这部分,如砸寺院、斗“牛鬼蛇神”、换新名,一方面最能展示文革对西藏的浩劫,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具体的人,包括当时中共在西藏的领导人、拉萨红卫兵的创始人,各种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以及被批斗的旧西藏的贵族、僧侣、官员。我所做的调查和采访也是在这方面花的力气最大。而这些人的故事使照片凸显了价值。我没有细数照片上有多少人,人还是比较多的。我花6年时间采访了跟照片有关的70多人,藏人居多,也有汉人,还有回族人。
问:你父亲拍这些照片是出于什么目的?
答:两个月前,我还和我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写《杀劫》时,我经常想:他为什么拍这些照片?为什么要保存下来?我父亲是很细心的人,每张底片都放在专门装底片的袋子里,并有注明。而这批记录西藏文革等历史事件的底片与照片,我父亲是单独放在一个箱子里的。我从小见过这些照片,印象深刻。我母亲认为我父亲就是喜欢摄影,看到什么都会拍。不过我认为不尽如此,否则他没有必要专门保存。但我父亲去世时我25岁,沉迷于诗歌和文学,不关心这个话题,也没有和父亲讨论过。这可以说是一个谜吧。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当我用父亲的相机在他拍摄过的地点再拍摄的时候,我觉得父亲就像站在旁边,觉得他拍这些文革照片,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来。他似乎是有心在用相机去记录这些事件和场景。至于他为谁记录,我无法代言。他是解放军军人,共产党员,去世前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我不能替他说他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我认为,他拍摄以及悉心保存还是有想法的。
问:对比你和你父亲在同一地点拍的照片,有什么不同?
答:我用同一架相机在同一地点,并且是在40多年后的间隔拍摄,当年的场景都没有,照片看上去似乎单调,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故事布满其中。而且对比这些照片,还是能看到许多相通之处。比如我父亲在1966、1967年的布达拉宫前拍过文革集会,红卫兵和解放军的游行; 2012年我在此处拍摄时,因为那年5月,拉萨发生了两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当局所实行的类似种族隔离的政策更加严苛,对藏人,尤其是从其他地区来的藏人严加防范。这种防范虽然始于2008年3月遍及全藏区的抗议发生之后,到了2012年更加严重。我拍照时注意到一个诡异的现象:广场上布满了黑衣人,背着一把雨伞,遇突发事件用来遮挡拍摄,呈纵队间隔排列,密切注视经过或停留的人,禁止席地而坐,蹲下都不允许,否则就会被赶走。
又比如,2014年我在大昭寺前站在我父亲拍照的位置,他那时候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红卫兵正将毛泽东的画像挂在大昭寺顶上,五星红旗也插在那里。而我虽然没有看到挂毛像,却看到五星红旗依然插在原来的位置上高高飘扬。虽然有很多信众在磕长头拜佛,但也挤满了游客把这些磕长头的信众当作奇观来观看。同时,在大昭寺斜对面的房顶上,布置有武警的狙击手。从2008年起,大昭寺周围的房顶上就一直有持枪的狙击手。与文革时相比,那时没有信徒磕长头,寺院也被砸了,而今天似乎香火很旺,信徒可以进寺拜佛,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信仰还是受到控制、监视和防范。加上那种商业化的旅游,缺乏尊重的游客把藏人当成一种特殊的异域景观,拉萨变成了一个主题公园。
事实上,今天这样场景的含义更丰富也更复杂,但和我父亲看到的场景有一种延续性。尤其是,走在拉萨的很多地方都能听到重新编曲、填词的文革红歌在大声播放,那种荒谬感与错位感会特别明显。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强烈感觉到这一点:文革并没有结束,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是一种后西藏文革的场景。
《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于今年5月在台湾出版。
Courtesy of Tsering Woeser
问:中共官方是如何叙述西藏文革的?
答:完全是空白。王力雄在《杀劫》的序中说:“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个尴尬,西藏则是另一个尴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双重禁区,愈加不可触碰。中共统战部1999年编辑的《图说百年西藏》画册,数百幅照片中竟然没有一张文革期间的照片,似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时间在西藏历史上不曾存在!” 而且,不仅在官方历史中是空白,在文革研究中西藏文革也是空白。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文革资料收集最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收入了上万篇文件讲话和其他文献,其中关于西藏的只有8篇;美国华盛顿中国资料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收入了3100种红卫兵小报,其中西藏的小报只有4种。
我曾从西藏文学编辑部开过证明去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查资料,然而负责人说从1966年至1971年出现断层,这几年只有三份材料:1.1966年初期关于西藏农业生产工作的报告;2.1968年~1969年西藏区党委常委会的记录;3.1971年区党委书记任荣的一份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而且这三份材料只有区党委的常委才能查阅。我当时还找朋友帮忙,去《西藏日报》仓库借了1966年到1970年的《西藏日报》合订本,全部仔细看了,其中重要的也复印了。如1966年8月26日至8月31日的《西藏日报》,连续6天的第一版上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红卫兵“破四旧”,虽然有红卫兵走在街头的照片,却没有展示他们是如何“破四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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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是说,这些报道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西藏文革伊始之际的大图景,但弥漫、渗透其间的腥风血雨在怎样的红色暴行之下演绎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悲剧,却不见于官方的表述,唯有当事人的回忆尚能承负起见证的使命。而我父亲在现场拍摄的这批照片,正如后来有评论认为,《杀劫》和《西藏记忆》这两本互为表里的书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研究中国统治下西藏文革期间情况的影像和第一手素材,并被评价“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我这两本书只能算是开始,我所做的其实还很表浅。
明天请继续关注纽约时报中文网系列报道:《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二)》。

2016年8月22日 星期一

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2/2016
作者: 桑杰嘉
8月1日,台湾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受到社会各界很大的关注。从一个民主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应该,而且必须要做的事。事实上,对于正经历民主转型的国家,这也显得尤其重要。因为真正的民主转型需要突破政治正确,需要大胆的跨越,更需要承认错误和道歉的勇气。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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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统蔡英文(左)在81日向原住民族道歉(网络图片)

8月1日,台湾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受到社会媒体很大的关注,特别如今在中共统治下遭受苦难的图伯特(西藏)人、东土耳其斯坦人、南蒙古人等的更大关注。他们在社会媒体上纷纷评论、留言和讨论。虽然他们今天继续遭受中共政府严厉的打压,但对台湾政府能迈出这宝贵的一步深感敬佩,对台湾原住民羡慕不已。当然,从一个民主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应该,而且必须要做的事。但是,就如蔡英文总统在道歉中说的:二十二年前的今天,我们宪法增修条文里的「山胞」正式正名为「原住民」。二十二年后我相信,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生活周遭里,还是有一些人认为不需要道歉。
 十年前在台湾学习时,试着去了解台湾原住民的情况。从大学生到老师,还有一般的民众。发现台湾年轻人一般都非常理解原住民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困境等,这使我非常感动。在和一位年长的宿舍管理员聊天时,他的言语话使我非常吃惊—“原住民能做什么?只是建筑工的材料--”。他说话的语气以及表达方式把我拉回了中国大陆,随处可以听到的:少数民族能做什么?野蛮、落后--”,区别只是这位先生用的是原住民,而非少数民族
 十年后的台湾政府正式向原住民道歉了,说明台湾社会整体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可以说当时还是学生的那些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影响台湾社会的发展与价值趋向。
 也说明了,台湾政府今天能向原住民道歉并非很简单的事,需要一个比较成熟的正义社会的支持,作为政府也需要莫大的勇气,可贵的是台湾政府终于做到了。
 台湾总统在道歉中称:让我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为什么要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原因。台湾这块土地,四百年前早有人居住。这些人原本过着自己的生活,有著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生活领域。接着,在未经他们同意之下,这块土地上来了另外一群人。
 历史的发展是,后来的这一群人,剥夺了原先这一群人的一切。让他们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离失所,成为异乡人,成为非主流,成为边缘。
 台湾政府为过去对原住民造成行为道歉,虽然这一切并非今天的政府所为,但是
为了未来的和解、平等—台湾总统勇敢的道歉了。
 与此相比在中国大陆的中共六十多年来对图伯特、东土耳其斯坦、南蒙古和其他民族、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之罪从来没有承认,离道歉还差十万八千里。更严重的是对以上年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还在进行中,也对中国人进行着空前的打压。
 笔者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在体制、公民素质、民权方面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因为,一个是民主体制,一个是集权的共产独裁体制。
 台湾总统从原住民承受外来政权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篡改历史、武力征伐、土地掠夺,强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权利、自身事务失去自决与自治的权利、同化造成语言消失、核废料的伤害、抹杀族群、政府对原住民政策的实施不力、社会福利和政治参与指标以及歧视等方面进行了道歉。而中共政府统治下的人们今天遭受的正是台湾总统道歉的,甚至更残酷的镇压和屠杀。
 不过几年前开始在中国大陆和西方国家出现很多自称为中国民主转型、自由派学者的中国人,他们大谈中国民主转型问题。有的学者还把图伯特问题扯进所谓的中国民主转型问题中,照搬中共集权政府的历史观大谈特谈西藏图伯特历史地位、未来等,大统一情结表露的一丝不挂。真相、平等、尊重、理解等被抛在了九天之外,这样的转型不值得怀疑吗?多了民主 两个字并不能说明什么,玩民主文字游戏集权独裁国最为精彩,图伯特人看这类民主转型理论,只是由政府换成学者的游戏,换瓶不换药。另外,图伯特、东土和蒙古为主的其他民族在历史上被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表过,中国人觉得少数并不重要。因此,图伯特人、南蒙古人和东土人只能冷眼看这个海市蜃楼般的中国民主转型
 台湾总统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时称:今天的道歉,虽然迟到了非常久,却是一个开始。我不期望四百年来原住民族承受的苦难伤害,会只因为一篇文稿、一句道歉而弭平。但是,我由衷地期待,今天的道歉,是这个国家内部所有人迈向和解的开始。
 就在台湾总统向原住民道歉的那一刻,中共政府在图伯特继续实施文化灭绝政策,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学院遭到最大规模的拆迁,以及驱逐僧和尼师。大量的军队驻扎西藏各地,对藏人实施严密监控。在东土耳其斯坦《自治区实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通过,8月1日起实行。对中国维权律师继续打压、抓捕和判刑等等。
 台湾总统在道歉中指出:一个族群的成功,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其他族群的苦难之上。除非我们不宣称自己是一个公义的国家,否则这一段历史必须正视,真相必须说出来。然后,最重要的,政府必须为这段过去真诚反省,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
 中共自夺取中国政权之日开始把中国人的成功建立在非法入侵图伯特和其他民族地区,踩着图伯特等人的尸体创造中国人的辉煌,高呼中国人站起来了强国梦。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真诚反省过,中共政府更不可能反省。真如伊利夏提在《民主与专制》一文中说的:道歉,我认为并不存在于中共的词典;中共词典里有的只是暴力、屠杀、权力崇拜。
 因此,期望中共独裁政府向他统治下的其他民族道歉是非常不现实的。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自由和所谓民主转型学者与中共一样不反省、不说真相、不为正义发言是非常悲哀的事。台湾总统向原住民道歉至今,笔者没有看到中国学者讨论有关道歉的文章。台湾政府在二十二年前把宪法中「山胞」正式正名为「原住民」。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六十多年,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所谓少数民族这个名称提出过异议,不想承认这些民族是原住民「原来的主人」的事实。从而反映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行为以及中国人的行为给其他民族造成的破坏、杀戳和非法占领没有反省过,相反,和政府一起继续摧毁图伯特、东土耳其斯坦、蒙古民族历史文化和传统,或者对其保持沉默---变相认同。
 特别是很多在国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学者、专家们都不反省,不维护正义,对其他民族的不公保持沉默,而且坚持政治正确。这也是国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和图伯特、东土、蒙古等组织无法信任和紧密合作的最大障碍,他们提起中共的暴政滔滔不绝,骂的狗血喷头。当提起中共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的权利时无言、沉默、避而不谈,甚至与中共保持一致。
 还有中共六十多年的统治下的毒化造就了劣质国民: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见钱眼开,唯利是图,明哲保身,冷血无情,热衷内斗,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奴性十足---”的十多亿的当代中国人,更是创建公义国家的巨大障碍,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
 在很多场合中国民主人士或专家学者会说:中国民主化后图伯特问题会得到解决。从台湾民主发展的经过,以及结合中国国民等因素这种设想非常值得怀疑。因为,解决图伯特问题无法避开的一点是真相调查,无法回避中共入侵以及屠杀图伯特人的事实。还有以民主改革、合作化、平叛、文革、以及每次和平抗议的血腥镇压---造成一百二十万藏人非正常死亡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府会有这样的勇气吗?台湾二十二年前改正原住民称呼,以及二十二年后政府才能公开道歉的坎坷经历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民主转型之路的遥遥无期。
 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着先知先觉的角色,他们应该是前卫。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以及民主人士做不到尊重真相、尊重事实,以及不敢承认中共统治对其他民族造成的毁灭性破坏。真不知道中国民主转型的基础是什么?有人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奠基於公民社会人群之间「愿意彼此信任」的政治。那么,中国民主转型过程和民主之后的信任怎么建立?中国人能否如台湾一样对四百年前的入侵、占领、屠杀、毁灭道歉?能否对1949年至今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图伯特、东土、南蒙古为主的其他民族造成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反省和道歉?给他们提供自决的权力?----
 真正的民主转型需要突破政治正确,需要大胆的跨越,更需要承认错误和道歉的勇气, 而和平民主转型更需要。

2016年8月15日

2016年8月10日 星期三

经济大国下西藏儿童教育权困境----北京摇车号、西藏摇幼儿园、小学


作者: 桑杰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9/2016
事实上,在西藏很多农牧区根本没有幼儿园,托儿所什么,有的农牧区连小学也没有。居住二十多万藏人的安多西宁市没有一所民族幼儿园、小学、中学---很多年当地藏人向省政府和市政府请愿无数次,两会上有代表提议立案,但是,至今还是零结果,三万多西藏儿童在不会流利地说自己母语前开始学习汉语----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且还在彩票大奖般的竞争中寻求一所堪称“安乐死”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最终造就一个标准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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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世界各地的彩票中大奖很难,中国人称北京机动车摇号中簽难度如同彩票得大奖,要用尽一辈子的运气。那么,小孩子上幼儿园、小学难如彩票中大奖,这是月球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吗?肯定不是!是西藏的幼儿园和小学。
 中国官方的中国西藏网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上个幼儿园究竟有多难?堪比北京机动车摇号》的报道。该报道指出:“--在西藏、甘肃甘南两地,由于教育资源稀缺,即将要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也将面临摇号上学的制度。其竞争力堪比北京机动车摇号。家长对此只能一声叹息:入托难,难于上大学。””1
 该报道继续说:就在7月16日、17日两天,西藏自治区实验幼儿园和拉萨市实验幼儿园都采用公开抽簽的方式各招收80名幼儿。
 16日早上7点,幼儿园门口聚集了很多家长,排队如长龙,上午9点,拉萨市实验幼儿园按照排队的顺序开始发号,有的家庭三个人轮番上阵,累了就换人。有的家庭淩晨1点左右就来排队,经过近10个小时的等候终于拿到了号。拿到号也不能放松,下午抽簽才是真正的考验。
 根据时间安排,西藏自治区实验幼儿园领抽簽号是16日上午,正式抽簽在16日下午开始。拉萨市实验幼儿园则是16日领抽簽号,17日上午10点抽簽。2
 如此难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并非拉萨独有,西藏安多等地也非常普遍存在。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同样,入园难的问题也困扰着甘肃甘南州合作市,合作市幼儿园只招90人,报名450余人,其竞争相当残酷。
 不仅仅是幼儿园,当地的小学生入学也要通过摇号,为此许多家长都在关注摇号制度,并在网上晒出了自己四处搜集的小学、幼儿园招生数据。3
 北京机动车摇号没有中簽最多不开机动车而已,但是,小孩上不了幼儿园和小学的后果就没有那么简单。中国人喜欢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且,家长们普遍把幼儿园当做孩子们人生的第一条起跑线。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西藏的孩子连起跑线都见不到,甭说什么胜败之事。
 当然绝大多数的小孩是不会中彩票大奖”---无法进幼儿园和小学。这将影响一个孩子的学习,前途,关系到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的未来。但是,对于中共政府来说只要西藏稳定其它的任何问题就成不了问题。对于西藏小孩的学习、前途,以及西藏民族的未来与这个自封祖国者没有任何关系。不然,怎么会把小孩的教育当成机动车摇号似的?真把藏人的教育不当回事。其实我也非常清楚上那句话压根儿就是废话。因为,中共从来没有把藏人当成自己的公民对待,一直实施文化灭绝或者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并以现代殖民者和独裁者的身份殖民化统治西藏。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最终消灭西藏民族为宗旨的前提下,中共让西藏小孩接受良好的教育本来是妄想。
 也许有人会说: 西藏不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吗?中国政府投资、全国援藏--- ,而且,中国政府的《白皮书》显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59%”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64%”4 。要指出的是以上的数字是2015年4月和9月分别发表的两份《白皮书》中有关西藏教育的数字。如果真如中共所言,西藏的小孩上幼儿园和小学怎么会如此之难?
 其实,中共自己的说法是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入学率是:99.59%” 、99.64%,一会儿又说:在西藏、甘肃甘南两地,由于教育资源稀缺,即将要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也将面临摇号上学的制度。因此,其中一定掩盖事实真相。而且,中共媒体报道的还是西藏首都拉萨和安多拉卜楞地区合作市的情况,如果集聚中共官员和干部的城市的情况如此,一些边缘地区和农牧区可想而知。
 事实上,在西藏很多农牧区根本没有幼儿园,托儿所什么,有的农牧区连小学也没有。居住二十多万藏人的安多西宁市没有一所民族幼儿园、小学、中学---很多年当地藏人向省政府和市政府请愿无数次,两会上有代表提议立案,但是,至今还是零结果,三万多西藏儿童在不会流利地说自己母语前开始学习汉语----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且还在彩票大奖般的竞争中寻求一所堪称安乐死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最终造就一个标准的汉人。
 有人权组织也独立调查过西藏教育的情况,他们的研究结果与中国政府的说法完全不同。如非政府组织西藏人权中心2014年度报告中指出,在中国不断歌颂的教育体制中,存在著不少不平等现象;而在西藏自治区更是特別显著。在多数主要教育指标中,西藏自治区的数据近乎全中国最低---”该报告继续指出在本中心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在以藏人人口为主的地区,任何发展都落后中国其他地区一大截,而在健康与教育方面更是严重。5
 再回到拉萨市、合作市幼儿园和小学摇号制度的问题上。除了上面谈到的中共政府总体政策的原因外,直接造成幼儿园和小学远远不够的原因是中共以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西藏各地而造成的。拉萨市和合作市都是在西藏条件较好的城市,中共多年以优惠政策鼓励、诱惑大量的中国人移民西藏各地,当然,中国移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并且中共政府对入藏中国子女进行倾向性照顾政策。大量中国人移民到西藏后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仅抢走了藏人的工作,自然资源等。也抢占了西藏少的可怜的教育资源,中共媒体报道的拉萨市和合作市幼儿园和小学由大量中国移民和中共干部子女塞满,造成本地藏人子女无法上幼儿园,无法入学,很明显这样西藏孩子的教育资源也被剥夺的精光。
 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中共政府袖手旁观,似乎跟他没有关系似的---装蒜。还无耻地说:上个幼儿园究竟有多难?堪比北京机动车摇号。装模作样地说什么保证此次招生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指导工作。不提无法入学的孩子怎么办?作为政府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其实,中共非法侵占西藏之日起对西藏教育事业一直是不关心,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效忠中共的干部和对藏人进行洗脑。对西藏教育的投入一直很有限,没有幼儿园、学校,而且西藏文化的教育更是稀有,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每年有2500到3000人翻越喜马拉雅山流亡印度,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儿童,他们为了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离开父母到印度的流亡政府学校学习。
 但是,自2008年西藏发生和平大抗议之后,中共政府对西藏全区实施了变相的军事管制,禁止藏人自由迁徒,加强对藏人社会的严格监控。也对西藏和尼泊尔等地的边境进行高科技监控,造成西藏儿童流亡非常困难。也对送子女到印度学习的家长们进行恐吓、惩罚等等,最后迫使领回在印度流亡政府学校学习的子女。
 另外,中共政府接二连三地关闭了很多西藏私立的学校和幼儿园,不批藏人创办学校、幼儿园。
 不管中国政府怎样狡辩和耍赖,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中共统治西藏六十多年来西藏的教育和社会发展都远远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如,中国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7.5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的水平(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而据可靠的资料(中共教育部门内部文件)显示藏人成年人平均接受教育只相当于小学四年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中排列最后是莫桑比克相当于小学二年级。
 外界一直关注中共开通中国至西藏首都拉萨的铁路,以及大量移民中国人到西藏后造成的影响。中共政府的移民政策对西藏生态环境、社会结构、就业、传统文化等破坏性的影响有很多学者研究的共同认识。从西藏小孩无法上幼儿园、小学的问题已经说明西藏有限的教育资源也被掠夺的严重程度,而且,随着更多的移民进入西藏这一现象将会更加恶化。

2016年7月30日
 注释:
 2,同上。
 5,《2014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

2016年8月3日 星期三

《殺劫》之後的記錄呈現後西藏文革(四)

作者:唯色


8、無論如何,父親的老照片為我打開拉薩的門,讓我進入歷史中的拉薩,去認識曾有過卻已消失的風景、曾歷盡滄桑卻已輪回的人們,去傾聽曾發生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悲歡離合……“如果沒有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會是一個很好的僧人,會一輩子穿袈裟的。寺院也會好好地存在,我會一心一意地在寺院裡面讀經書。可是革命來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雖然我從來沒有找過女人,沒有還俗,但還是沒有資格再穿袈裟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曾在文革中砸過佛塔、燒過經書的強巴仁青老人的訴說,可謂對當代西藏的悲痛證言。


其實父親的老照片至今還在為我打開拉薩那些緊閉的門。前年夏天,一位幼年為僧、後來當過工人和幹部的老先生,指著《殺劫》中幾個“牛鬼蛇神”被學生紅衛兵及居民紅衛兵沿街游鬥的照片說:“在他們身後的這幢呈方形的房子是西藏軍區的碉堡,剛蓋的時候,拉薩人都不知道是幹什麼用。沒過多久,也就是59年的3月間,所謂的‘叛亂’發生了,解放軍把玻璃窗砸開,露出了機關槍,這石頭房子就成了軍用碉堡,打死過很多藏人。”老先生又補充了一句:“這些遍佈拉薩的碉堡,實際上就跟今天遍佈拉薩的便民警務站是一樣的。只不過,那時候叫碉堡,今天叫便民警務站,也打死過藏人。”

我從父親拍攝的文革照片去尋找屬於拉薩、屬於拉薩人的場景。也深知在這之後,一切已是發生了劇變甚至覆水難收的場景。迄今為止,藏語發音“帝洛”、漢語意為“世時翻轉”的場景仍是屬於拉薩的嗎?仍是屬於拉薩人的嗎?而十年前,不對,應是十六年前,為完成《殺劫》這本書,我帶著這些照片,騎著自行車,穿過拉薩的大街小巷,從這戶人家出來又去那戶人家,被遮蔽的文革舊事就這樣一幕幕展現眼前,雖然當時震驚且痛苦,但現在回想起來,卻是多麼難得的時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如今,用我父親用過幾十年的這架老相機拍照,對於我其實是百感交集的過程。當年父親希望我成為一個攝影師可能比希望我成為一個詩人或作家更多。我還在上中學時,他就讓我試著用他心愛的相機,教我如何對焦、取景、定光圈,還帶我去他自己佈置的暗室,讓我注意觀察他怎麼沖洗照片,強調這個盤子裡的水是顯影的,那個盤子裡的水是定影的。我喜歡看一張張白紙上逐漸顯現出黑白色的畫面,全家人在一瞬間被定格的形象似乎可以永存,但這麼複雜的程式讓我興趣漸失,或者說,我的興趣可能更多在於文字而非攝影,久而久之,父親也只好任由我,所以我到底也沒學會怎麼用這架相機拍照。這麼多年過去,我指的是這幾年,當我端起這架仿佛佈滿父親手印和目光的相機,在他當年拍下數百張殺劫照片的地點拍照時,總有一種感覺,就像是每一次按動快門,父親都站在旁邊無言注視著,於是時光倒流,我與離開人世多年的父親如此親近,這是多麼難得的時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我也因此領會了電影大師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所說的:“每張照片都重新證明時間的綿延連續,不可停留。每張照片都是對我們生命必會消逝的提醒。每張照片都關乎生和死。”[1]

9、最後要說明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出版的這本書,是《殺劫》修訂版。

主要修訂處,一是修正原書中個別出錯的細節,比如原書37頁的圖說中的一句,“拉薩中學的紅衛兵從學校出發去大昭寺破‘四舊’的情景”,實際上應該是,拉薩中學的紅衛兵去大昭寺破“四舊”之後,經布達拉宮正面(今北京中路)返回學校的情景。向我指出這一錯誤的,正是當年拉薩中學的一位紅衛兵。還有,原書出版時,我採訪的七十多人中,“其中已有兩人病故”,但十年之後,人生無常迅猛,所以在修訂版中改成:“其中已有兩人病故(注:至2015年9月,據我所知,已有十五人去世)”。

另外,原書中有多處出現“內地”這類詞彙,而當時,我在寫作時並未意識恰是遭致洗腦,已成習慣書寫。正如茨仁夏加先生所言,在1950年之後:“藏語對中國的稱呼是‘加那’(rgya na),現在此用法于日常生活裡完全被消滅了。一個新造的名詞:祖國(‘每蓋’,mes rgyal),現在成為媒體與官方出版品的經常用語,而這個名詞暗示的是一個包含西藏在內的中國。與此同時,那些到中國去進修的學生幹部,被說成是旅行到‘內地’(rgyal nang,‘蓋囊’)。還有,現在‘藏人’與‘中國人’也不存在了;相反的,現在只有‘藏族’與‘漢族’,兩族都是中國人。” [2]也因此,在《殺劫》出版十年後的修訂版中,所有的“內地”一詞,我都做了更正,如改為“中國”、“中國各地”之類。其他相似問題,概莫如是。

至此,似乎再無餘言。對大塊文化持續十年的鼎力支持,銘感五內。

另要補充的是,除藏文版,《殺劫》還被譯為日文[3],已出版;被譯為英文,將於2016年出版。口述西藏文革的《西藏記憶》[4],被譯為法文,也已出版。

2015年10月1日,寫於北京
2015年12月25日,定稿於北京
(又及:我父親在二十四年前的這天病故於拉薩)
2016年3月28日,修改于成都

2016年8月1日 星期一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


毁于文革及之后的喜德林寺废墟,与旁边的大型商场构成某种意味深长的对比。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


/唯色


6
我在继续用父亲留下的相机拍照的同时,好似患了“文革后遗症”,着迷于对拉萨废墟的记录与怀旧。
实际上我每次回到拉萨,兴趣尤为浓厚的是这三座毁于文革的废墟: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甘丹寺)废墟。第一座废墟的前生是寺院或者说经学院,第二座废墟的前生是尊者达赖喇嘛的父母及亲人在拉萨的家园,第三座废墟是今已修复大半显得辉煌的甘丹寺。
我去得最多或者说最方便去的是位于老城中的喜德林废墟,多年来,用各种相机拍下几乎雷同的照片。这里的每一处我都熟悉,就像被共产苏联迫害致死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Mandelstam) 所写:“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的泪水,/我的纤维、我童年膨胀的腺曾多么熟悉它。”[1]有时候我会跟遇上的居民或孩子聊天,有时候会逗逗经过的小猫小狗,但在内心深处,感觉来这里“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2]
我亦逐渐认识到,对于拉萨这座沧桑古城里的废墟,无论掩饰还是避而不谈,甚至禁止涉足,都是一种“没收记忆”的动作。所以我在记录这些废墟时总是提醒自己,既要展示宏观,也要提供细节。而细节恰恰充斥在累年来的纪实拍摄中。比如,张贴在喜德林废墟入口处的,有“中国英雄”雷锋的肖像,还有时下流行全中国的“中国梦”宣传画上写着“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这样的标语,具有意识形态的映射和殖民主义的高傲,旁边新盖的象征经济成功的大型商场则表明消费主义的泛滥。有一次,我站在这个商场顶层,第一次俯瞰到喜德林废墟的全貌,在大片与中国城市建筑相似的楼房丛中宛如一块伤疤十分醒目。就像我站在另一座商场的通道阶梯上,第一次俯瞰到尧西达孜废墟的全貌,以及插着五星红旗的布达拉宫近貌——这是令人深思的对比:纪念与消费,历史与殖民化,政治化与商业化,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也即站在喜德林废墟跟前望向左边,大片玻璃构成的商场外墙反射着拉萨傍晚金色的霞光,令废墟更加废墟,若有一天完全倒塌,在阳光下格外刺目的“神力·时代广场”会显得愈加具有神力,其实它是现代乌托邦的废墟,凸显人类的欲望。也即:在拉萨老城,至少在这一片,有两座废墟揭示了惊人的无常之变——一座是神力废墟状如巨大堡垒,成为被装葺得犹如舞台背景的“八廓古城”的一部分,展示着成功与繁华的幻象;一座是喜德林废墟,掩蔽在小巷深处,外人知道的不多,却成了本地人的生存隐喻,其周围过去是数百僧侣的住处,如今有八十多户人家居住,包括本土藏人、边地藏人,还有汉人民工和回族商贩,以至于“公共因素和私人因素之间界线消失”。
最令人心碎的是曾经显著且尊贵的那片白色大屋,即尧西达孜,尊者达赖喇嘛家族的宅邸,日益破败。即使从布达拉宫顶上望去,也难找到。一来,它周围毫无风格的房子太多了,太丑了,太高了,完全填满当年郁郁葱葱的林苑;二来,只要仔细辨认,还是能找到,但还不如寻它不见。因为当发现之时,突然袭来的悲哀无以言表。尧西达孜已不是白色大屋,不但外观脏污不堪,内里也倒塌不少。本依西藏传统,每年秋季吉日会为建筑物刷墙,那些具有神圣意义的建筑物的白灰涂料中还添有牛奶、蜂蜜、藏红花等,以示供奉、祈福与助力。但尧西达孜在1959317日尊者达赖喇嘛及家人流亡之后,便被“解放者”——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形容的,“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3]——取消了所有权,而且以革命的名义,在不同时期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第二政府招待所;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极尽各种破坏之能事;在被当作旅馆并由旅馆工作人员使用时,则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大杂院。
2013年有三次,我与友人很幸运,得以悄悄进入外墙悬挂川菜馆、淋浴水洗理发店和招待所的尧西达孜废墟,而这之前及之后,外院铁门都被上锁,且有人看守,无法进得去。徜徉于尊者家族的往日家园,庞大的院内长满杂草,通往正屋的甬道两边稀稀落落停放着自行车、摩托车,就像一个用处不大的仓库。左右房舍为两层楼,右边房舍楼下拴着四五头巨大藏獒正在咆哮,有次遇上在附近开饭馆的汉人老板来喂食,显然这几头藏獒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好笑的是,这个说四川话的男子叫来了藏人保安驱逐我们,我就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令藏人保安十分尴尬。


尧西达孜废墟里的蜘蛛干尸。

从散发腐烂味道、垃圾成堆的正屋上楼,穿过或长或短、已有多处下陷的走廊,几排当年安装的从印度进口的铁栏杆虽已生锈却还结实,连串异域花纹在夕阳下的倒影分外别致。挨个走入尘埃弥漫、阴暗不明的房间,有的墙上贴着八十年代的中国明星画像、九十年代的《西藏日报》,有的门上贴着大红中文的“福”和扛大刀的中国门神画像,也有门上贴着一张惨白封条,上书“二00五年元月七日封”。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从残缺的窗户逆光望见尊者从童年住到青年的颇章布达拉,不是三楼左右两侧的过道和房间已塌陷得触目惊心,而是一面挂在空空荡荡的大厅柱子上的残破镜子。如果走近,会不会瞥见1959年深夜匆匆逃走的那些生命留下的痕迹?会不会听见流亡异国他乡的尊者悲痛低语:“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4]?会不会看见四面墙上的美妙壁画被杀气腾腾的文革标语及凶神恶煞的马恩列斯毛[5]的血腥头像覆盖?或者就像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一句诗:“……在道路的尽头,/这儿有一面镜子,可以进去一游。”[6]而进去的结果,既能看见“世代在匆匆忙忙中消逝”,也能看见镜中的自己其实是那么的无依无靠,却又从未有过的美丽,如此令人着迷,仿佛可以隐身其中,不必再被国家机器盯梢、威胁和侮辱。
至于甘丹寺废墟,原本是在文革结束后,由无数藏人信众自发修复,但中国官媒却反复宣称是“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修复”,还罗列了当局分批投入多少款项的数字。看上去,破坏成了无法抗拒的因素,所谓的“国家”从来都是无比慷慨的大恩人。然而在“旧西藏”毫不客气地被“解放”之前,全藏所拥有的六千多座寺院,却在一场场革命之后,仅剩十多座。虽然现如今大多数寺院已修复,但规模远不如昔日。需要明示的是,“国家”为修复付出的,根本无法与藏人自己的付出相比。每一座劫后重生的寺院,都倾注着藏人们虔诚的汗珠和忏悔的热泪,铭刻着这片土地上的众生与苦难的六道轮回和凶险的权力抗衡的信念。
我一直认为其他寺院应该修复,甘丹寺则不必修复,因为被夷为废墟的甘丹寺是活生生的文革纪念馆。就像许多蒙难的寺院都涂满了文革口号、毛语录及头像等,往事不堪回首,重温一次都是耻辱,尽管我理解藏人们将之铲除或涂抹的行为,但还是应该保留下来。废墟是任何一种修复或复原都无法替代的。如果认为非得重新修盖仿若从前的神圣建筑才算是甘丹寺永远存在的证据,这其实是一种对于实相的执着。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废墟与死亡一样,乃是无常在人世间最为真切的教训。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疮痍满目的废墟远比崭新的雕梁画栋更为美丽。就西藏自己而言,西藏实际上需要这样一座纪念馆。
有人说我是“西藏的凭吊者”,仔细想想,我并不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我对这些废墟的记录,正是一种“深层哀悼”。在渐渐深切的哀悼中,正在消失的废墟似乎可以复活,或者说日益倾覆的废墟也许会获得再生的力量。这么说吧,这些废墟都是拉萨的创伤,布满历史缠绕在暴力中的烙印,是诸多变迁的见证,显示了物质的脆弱性,或佛教所说的无常,因此“可能变成反思型环境的空间”。布罗茨基早就评论过极权制造的废墟:“你不能用一页《真理报》遮盖废墟。空洞的窗子向我们张开大口,如同骷髅的眼窝,而我们虽然很小,却能感知到悲剧。确实,我们无法把自己与废墟联系起来,但这不见得是必要的:废墟散发的味道足以中止微笑。”[7]
那么,我像什么呢?是不是,我像一个隐秘的、并不专业的考古爱好者,也像一个着了魔的废墟收藏者,更像是这个被占领的老城里的流亡者之一,心怀许多个前世的记忆流亡着?当我在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废墟反复徘徊时,其实是从废墟本身返回往昔的喜德林、返回往昔的尧西达孜、返回往昔的甘丹贡巴。这是一种类似于在中阴道路上的旅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和诱惑,在贡觉松(佛法僧三宝)的护佑下,得以重新成为这些废墟的真正居民,虽不能安住,却多少知足。

7
逐渐地,在重新拍摄与记录中,我像是从对西藏文革的倦怠里恢复过来,重又继续研究父亲生前拍摄的照片,包括记录了儿女成长的家庭照片。并将从拉萨家里带往北京的底片扫描,于是电脑变成了让昨日再现的场域。反复地看,反复地看,又发现惊人的细节。我指的是那几张背景为布达拉宫的照片。
布达拉宫顶上的文革标语牌。

也许惊讶的只是我自己。有一次,一位外媒记者来访,我指着镶在书柜木框内的大幅黑白照片,——是的,就是那张,那个胸前戴着毛像章的四岁女孩(正是我)伏在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手把上,背景是影影绰绰的布达拉宫。虽然影影绰绰,却也显示出有五个数层楼高的汉字矗立其顶。“那是‘毛主席万岁’”,我告诉长相美丽的女记者,期待她惊呼一声,但无论是年轻的中国翻译还是西方人的她,似乎对此兴趣缺缺,就像是历史已翻过那一页,不必再提。
似乎从来无人提起过布达拉宫在文革时的遭遇。事实上,布达拉宫被革命者痛斥为“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险遭灭顶之灾。甚至差点被改名为“东方红宫”。而我的发现似乎只有我注意到,但当年的目睹者应该多得很,却无人说起,就像是已经集体失忆。我曾问过母亲,文革期间,是不是布达拉宫的顶上竖立起“毛主席万岁”的巨大牌子?母亲凝神回忆,才恍然记起般说道:“哦惹(对啊),当年是有五个大牌子,怎么给忘了?”但母亲的记忆是残缺的,因为除了将这五个字刻成巨大牌子,置于布达拉宫顶上俯瞰众生,外来的“解放者”还仿照北京天安门城楼,在布达拉宫的左侧竖立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牌,右侧竖立写有“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牌。有一度,还将五星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悬其间。实际上更早,在1959323日,尊者达赖喇嘛被迫逃离拉萨的第六天,在枪声与硝烟中,在血泊与泪水中,“中共在布达拉宫升起了五星红旗。这是中共第一次有办法在这个最神圣、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上升五星旗。‘象征光辉与喜悦的中国国旗在拉萨的微风中飘扬,迎接这个古老城市的新生,’扩音器大声广播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也象征叛乱的结束。”[8]
很遗憾,我父亲似乎没有专门拍摄过文革时的布达拉宫及其局部,而全都是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家庭合影或其他人物合影。我只好将照片做了裁剪,以至于这些标语牌上的字不甚清晰,但仍然是历史现场的宝贵记录。
还有一个故事需要讲述。20129月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我从《杀劫》中选了二十四张照片参展。一并参加题为《无形监狱-有形监狱》展览的,还有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和孟煌、作家廖亦武、诗人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作品。我父亲是其中唯一一位已不在世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中共军官,而在这个展览上,他的身份是摄影家。德国之声报道说:“泽仁多吉的摄影作品是西藏文革的珍贵历史记录,独一无二的西藏文革记录。”


被斗的合作者。

这批照片原样由我提供,主办者洗印、放大并会适当修片。展览结束后,朋友从柏林带回照片送给我,相纸上好,制作专业,远胜过我父亲当年在西藏军区冲洗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张让我惊讶,哑然失笑,久而久之才慢慢觉出某种意义。
那张拍摄于19668月某日的照片,记录了拉萨大贵族、中共合作者桑颇·才旺仁增(Sampo Tswang Rinzin)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场景。他的生平、经历以及与家人的不幸遭遇,《杀劫》中都有图文介绍。从照片上可见,批斗他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强迫他穿戴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饰,看上去华丽,实则倍受羞辱,以致他尊严全无,竟当众流下长长的鼻涕。我从小就见过这张照片,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无法理解一个长者怎么可以当众流下鼻涕,如此狼狈不堪?
可是,桑颇·才旺仁增被批斗的照片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展出时,那道长长的鼻涕居然消失不见了。带回照片的朋友笑说,那道鼻涕被德国修片师当作老照片底片上的划痕给修掉了。
鼻涕呢?
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修片是如此彻底,以致到了丝毫不见痕迹的地步。具有羞耻感的鼻涕完全被抹掉了,原因可能在于德国那位心地单纯的修片师,完全想象不到革命的风暴会使一个人有如此失去尊严的可能。而他按照“正常判断”所做的修片结果,却使我父亲拍摄的这张经典照片大大失去了原有的冲击力。而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可以理解的)破坏呢?
原本那道长长的鼻涕像一道裂纹,将人的生命分裂为所谓的“新”与“旧”,于是我们会看见历史的剧变,在剧变中,曾经高贵无比的人上人会被打入地狱。但这并不意味着,曾经低下的人就有可能翻身做主人,譬如正在批斗桑颇·才旺仁增的两个藏人红卫兵,并未获得荣华富贵,而且早已亡故。事实上,连家园都已沦丧,每个人都是奴隶;每个人,都会在失去尊严之时,难以自控地当众长流鼻涕。
恰因那道鼻涕而意义深远的照片,却被修片师自以为合理的清除而削弱了记录的力量,也就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我曾以为这样的举动可能出自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但我现在认为,这应该是与对待记忆的态度有关。简单化的修复虽然让照片变得没有瑕疵,却可能意义大失,令记忆中的关键被磨灭,令生命中的悲剧感被冲淡。这一修片会始终提醒我,必须敏锐地捕捉并理解每一个历史发生的细节,才可能真正地复原记忆,留下每一道耻感的鼻涕,呈现真实的画面。

注释:
[1]诗名《列宁格勒》,选自《曼德尔斯塔姆诗选》,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俄)著,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2]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19页:“每逢到柏林来,我都要这样做,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
[3]引文见《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93页,“那些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现在遮蔽了二层东面角落房间的窗户”。
[4]引文出自《雪域境外流亡,约翰.F.艾夫唐(美)著,记》,台湾慧炬出版社,第75页达赖喇嘛语。
[5]马恩列斯毛: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6]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334页,作者注明这首诗是布罗茨基的诗《胴体》。
[7]引文见《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俄)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其中的随笔《小于一》。
[8]《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茨仁夏加著,谢惟敏译,台湾左岸文化,2011年。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节目由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28.html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74.html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

唯色:


 4
到了2012年,用我父亲的老相机在拉萨拍照的“行为艺术”开始付诸实行。在中国独立电影人、摄影师王我的帮助下,多年放置抽屉深处的蔡司伊康(ZEISS IKON)相机又能使用了。
我父亲在1950年代中期用积攒了两年的军饷,在拉萨帕廓著名的夏末嘎布店里购买的这架德国相机的确品质不错。拿起来略沉,纯皮的棕色外套布满岁月的痕迹,连机器本身也有磨蚀的印迹,那是我父亲在往昔许多年里反复使用的证明。扁扁的机器,黑色的部分宛如龟壳,坚硬而且如麻的纹路;银色的部分依然泛着晶莹的光泽。打开镜头,而镜头是向前伸出去的,发出轻微却干脆的响声。闭上左眼,让右眼从小小的取景框看出去,——难道我能看见他目睹的“杀劫”吗?按下快门,耳边响起另一种轻微且干脆的响声:“咔嚓”。
一切准备就绪,我把上百个在北京买的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带回拉萨。然而又逢敏感的时间段:这年5月的一天,两位从安多阿坝(今阿坝县)和桑曲(今夏河县)来拉萨打工的年轻藏人,在军警、游客及信众最为密集的大昭寺与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使得这几年以焚身浴火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献祭西藏民族的个体抗争行为,从全藏边缘各地蔓延至腹心之地。
拉萨于是沦为种族隔离区”。除了在寺院、老城区、布达拉宫等景点周围部署安检门,同时从空港、铁路、公路层层设防,非拉萨本地藏人若无各种证件和“进藏许可证明”,“除非插翅,否则不可能进入拉萨,”这是一位去拉萨旅行的中国作家写的。可想而知,依照《杀劫》中的老照片所指示的地点,用同一架相机在原地拍照,是多么地不合时宜。更何况我无论去往何处,在我的身前身后,或近或远,都有多个便衣警察和他们的车跟踪。他们甚至也给我拍照。实际上我的生活完全处在这些便衣警察的监控之下。好几次,我与他们面对面错身而过,已熟悉一张张平庸之脸。当然,被他们“喝茶”(传唤的比喻说法),被他们搜查电脑、手机,被他们警告会人间蒸发,都不止一次。


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在拉萨机场被警察掉包,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

还发生过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差不多有两个月,我在烈日下东奔西跑,拍了十九个胶卷。考虑到暂不离开拉萨,一位来旅游的汉人朋友离开拉萨前到我家告别时,我把拍好的胶卷托她带走,以便尽早冲洗。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也从未在电话里提及,但是第二天她在机场过安检时,却被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装胶卷的背包里,而那水果刀她从未见过。警察不由分说把包拿走,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做“进一步检查”,直到飞机将起飞才交还。受惊吓的她匆匆登机,待飞机落地查看,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
现在,这十五个被掉包的胶卷作为某种纪念品收藏在我北京家里。曾经尝试冲洗了其中一个,显示是废片。我在拉萨辛苦拍摄的摄影作品,就这样消失在国家机器制造的黑洞中。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得知朋友帮我带胶卷呢?我想不出。是我家被偷装了窃听器或摄像头?还是数公里之遥的拉萨公安局信息大厦楼顶竖立的高倍望远镜能看进我家的窗子?无论他们用什么高科技手法,都不如我对代表国家法律的部门竟用这种方式拿走我的胶卷,更让我惊骇。

5
胶卷被掉包后,我继续用父亲的相机拍照,第二年的夏秋季节也如是。每张照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事件:文化大革命;因为时间跨度已近半个世纪;因为空间还是这里:拉萨。所以每张照片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当年,我父亲的照片类似于“报道体”或摄影报道,更因他拍摄的或者说记录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诸多事件,而成为历史性的见证。我用同一架相机在四十多年后的间隔拍摄,——是的,不是连续拍摄,更似一种影像叙事,看似没有一个个具体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故事布满其中。
起初,在今天的拉萨,带着我父亲用过的相机走在他四十多年前走过的每一处,我感受到的是“记忆被没收的困惑”,触目所及似乎都是文革照片中没有的场景与物。然而,突然间,党的扬声器——才旦卓玛的歌声从布达拉宫广场的各个扩音器传出:“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哟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这恰是文革时期被挪用、被改编成“红色革命歌曲”而流行全中国的西藏民歌,并不遥远的记忆顿时返回、涌现,荒谬感与错位感陡然加重,时光亦倒流。于是会痛楚地察觉到,实际上,文革并没有结束。
不计其数的细节呈现种种痕迹。比如,布达拉宫右侧掩于玛波日山下的狭长洞穴,其实是文革中为响应毛泽东“备战”指示而开辟的防空洞,如今改造成了具有本土风味的甜茶馆,年长者居多的藏人们排排坐着喝甜茶、吃藏面、低声聊天,来自附近乡下的女孩子嚼着口香糖倒茶、收钱,小小的窗台上摆着的花盆鲜花盛开;画有西藏传统图案的门户前是被称为“颇章厦廓”的传统转经路,既有无数信徒走过,也有很多游客走过,还有我和身后的便衣警察走过,同时伴随着紧挨转经路的较为宽阔的北京东路上的车来车往。而北京东路的另一边,则是模仿天安门广场建的布达拉宫广场,有高度警惕的军警持枪守卫的升旗台飘扬着五星红旗,有炮弹形状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与象征旧日西藏政权的颇章布达拉遥遥相对,还有巨大的电视液晶屏幕滚动播放新西藏的旅游风光或伟大成就——这正是后文化大革命场景,因植入于拉萨,又隐含某种悲剧意义。
至于当年游斗“牛鬼蛇神”的帕廓及周围街巷、大小寺院,如今已被国家权力打造成商业化与移民化的场域,也是重新修改历史、建构国家认同的场域。在镜头里,可以看见以藏式房屋为背景主要突出“中国特色”的场景:一幅幅“中国梦”宣传画、一串串红灯笼、一个个汉文大于藏文的招牌,以及一些大的商场前鲜红的充气塑料圆柱或金色的充气狮子在风中炫耀着暴发户的粗俗和入侵。血红色的五星红旗必须插在每间店面醒目的高处。部署在多个转角的藏式楼房上面的狙击手经常闯入镜头,让你避之不及。2014年夏天我还注意到,挂满帕廓的上百个摄像头被加上了颇具藏式风格的伪装:是用模仿转经筒样式的圆形盒子套住真正的摄像头,并在这假转经筒的外表印上六字真言,一般人会以为是佛教用具,却不知是“老大哥”从那后面在看着你。

虽然在藏人眼中,帕廓依然是环绕祖拉康(大昭寺)的主要转经路,所以依然会一圈复一圈地右绕,或步行或磕长头;依然会挨肩接踵地,在祖拉康跟前此起彼伏磕长头,甚至会延伸到灯房周围的石板地上,但在冠名“八廓古城”的旅游景点,男女老少的藏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异域景观,吸引游客驻足、猎奇。以中国游客为主,经常用各种长短镜头追拍藏人,经常很不客气地将镜头贴近被拍者的身体,根本不顾被拍摄者是不是在履行佛事,或愿不愿意被陌生人拍。拉萨显然变成了一座主题公园:专门提供给中国游客消费的展示“拉萨最幸福”的主题公园。
在拍摄时,我依照《杀劫》老照片指示的地点,做了以下几个地点的归纳:

*布达拉宫广场,即旧日的修赤林卡(尊者法座林苑);
*罗布林卡,即尊者达赖喇嘛夏宫;
*祖拉康,即大昭寺;
*松却绕瓦,即旧日的大昭寺讲经场;
*帕廓及其周围小巷;
*“牛鬼蛇神”被游街、批斗的几处;
*甲波日,即药王山;
*宇妥路、江苏路(造反派、解放军活动的几处);
*拉萨人民体育场,即旧日的波林卡;
*拉萨大桥;
*附近农村……

那么,有没有发现,连年来我所看见的拉萨风景,仍然是“杀劫”的风景,实质上是无常的风景;我试图讲述的拉萨故事,仍然是“杀劫”的故事,实质上是无常的故事?其中有混乱,也有秩序;有迷惘,也有坚持;有暴力,也有悲悯;等等。如果要学习佛法,可以经由这样各种的、连续的无常,慢慢学习到许多,或者一些。尽管照片本身远不如拍摄过程更富戏剧性,甚而至于,照片其实平淡无奇,需要解释或说明才能让观者明白其含义。不过,摄影师尚·摩尔(Jean Mohr)说过,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用舌头拍照的。所以无须我做更多解释或说明,惟愿每张照片可以自己叙述那些被遮蔽的真实,虽然我很想讲述今日这种情境下西藏的自我经验、藏人的自我经验。正如与尚·摩尔合作多次的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说:“摄影就是一种记忆。照片,与人的记忆,都同等倚赖并对抗时间的流逝。”[1]
但请原谅我的拍摄成果。对于习惯了用数码单反、GoproIphone手机拍照的我来说,产自至少五十年前的蔡司伊康并不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机器。尽管我竭力采取与我父亲同样的取景角度,并在内心亦竭力感受我父亲当年的心境,但这样的传统相机使我经常受制于焦距远近、曝光时间甚至胶卷的放置与进退,因此浪费了多少个胶卷!最终的成像也不尽如人意,仅有“行为艺术”的名而难具其实。不过我仍存这样一份希望:无论拍得如何,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境下,还是为记录历史多少做了一点贡献。
这是不是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几十年来的科技进步并不一定就比当年的记录更具某种价值?而那价值与当下的真实有关,与变迁的时代有关,也与复杂的人性有关。两相比较,让人愈发珍视老照片,仿佛“被人们当作面向窗外的一瞥,藉此他们可以看穿历史,而窥见某种超越时间的领域。”(约翰·伯格)

注释:
[1] 《另一种影像叙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约翰·伯格(英)、尚·摩尔(瑞士)著,张世伦译,台湾三言社出版,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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